南北同爨：两汉至西晋的北人南迁
在机器工业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由人口与土地所驱动，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则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拓荒时代，土地并不成为问题，人口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东西皆概莫能外。秦汉一统后，江浙地区渐次勃兴，不仅文化加速融入中原，经济亦凸显后发优势，其动因即在于江浙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约140年时间，江南户数增加871837户，人口增加3303487口。同期全国总户口数，由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动荡，以及东汉时期异常频发的天灾，而处于净减状态。一增一减，江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值也从西汉年间的8%,陡升至东汉时的17%（见表1）。
表1 两汉时期江南地区与全国人口变化对照表
显而易见，自汉代起，全国人口重心已出现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及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东汉之后实际依然延续，甚至在三国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占比一度达到惊人的34%。
江南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复杂，除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外,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两晋之前的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后，江南多数时间只是有限地被卷人中原动荡，战争损耗相对较少。西晋初期，中原因长期战乱，人力折损过半，然而浙江地区的人口较东汉时变化不大（见表2）。
表2东汉至西晋时期浙江地区户口数变化表
*表示据史料数据推算而得。
浙江人口的持稳，固不能仅靠自然增长对冲战争损耗，四方徙人是另一至关重要的支撑力量。在汉武帝时期，浙江渐成士民流移的终点。起初，迁徙往往由中央政府引导，旨在安置难民。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晋武帝徙东瓯国于江淮，会稽是必经之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又山东数年被灾，武帝诏令：“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于江淮间，欲留，留处”（《史记·平准书》）,皆北人南迁之发轫。
至东汉，中原士民向会稽、吴郡的自发性徙入日益显著,尤其是汉末黄巾起义后，出现“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三国志·吴书·张昭传》）、“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三国志·吴书·全琮传》）的流移风潮，江南生养立命的条件暂优于中原，似乎已有共识。此后，曹魏政权三番五次强制内徙，将国境缘边之民纷纷迁往邺城、洛阳等中枢地区，以充补战争透支的民力。仅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的一道内迁令，便使“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这也受到部分北民的自发排抵，进一步强化其南渡意愿。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哲学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柴可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