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一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英国人类学家道金斯最早以“Meme”这一新的文化概念表达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近年来，“文化基因”在国内被广泛提及，其基本概念指涉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要求文化在积累与再生产中纵向复制，并强调不同时期文化与同时代社会主体的动态结合。此外，生物基因的独有特点和遗传属性使得“文化基因”带有典型的区域特质。因此，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构成逻辑，即是浙江特有的崇商传统与地域民本特质二者的互构与交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中不断演化，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范型。
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的互构与交融
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本”在“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强调人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本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基本反映其所处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归于人的价值目的，关注人的发展，强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则主要表现为“欲望”“需求”“价值”等精神内容。浙江自古深受崇商文化影响，商业化较之于其他地域更为发达。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浙地人民开始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自身存在的需要出发，不断丰富物质生活，其商业实践逐渐涵养出浙江“务实”“功利”“崇商”的文化倾向。
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不断发展，人的社会需求和消费欲望不断上升，市民社会由此形成，并在浙地呈现为丰富的商品种类与交换形式。商业活动的繁盛实现了人的“欲望”需求，随之产生人对于实现程度的主观感受这一“价值”层面的问题，与此相应还引起士人乃至社会对“身心欲理之辩”“义利之辩”“公私之辩”的哲学思考。在此背景下，浙学于宋室南迁这一历史节点后逐渐壮大，其背后蕴含的“富而好德”“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等崇商文化特质可视为浙地人民对以上价值辩题的主流回应，并暗含对民本、民富乃至民主的理性思考。由此观之，浙江商业经济从低向高的动态演进，体现了浙地人民对物质与精神世界不断追求的动态发展过程。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在此过程中互构交融，并融贯于浙学思想体系之中，共同构成了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基本内核。
浙江崇商传统与民本特质的互构交融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反映在历史进程中的深层文化整合的必然结果。这种交融使浙江的商业活动超越了单纯的逐利行为，在农商并重与经济民生的统一、义利并举与社会责任的相合、知行合一与创新创业的协同方面，成为民生福祉和社会价值的实践载体。
其一，农商并重与经济民生的统一。浙学传统中的农商关系始终是互补统一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认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龙川集·四弊》）这一辩证认知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思维定式，在实践中体现为经济效率与民生福祉的统一。浙江的商业实践充分表明，健康的商业生态能够有效激活生产要素，创造就业机会，提升民众收入水平，为民生改善提供物质基础；而民生的持续改善又为商业活动培育了更有活力的消费市场和人力资本，形成正向循环。
其二，义利并举与社会责任的相合。浙学传统中的“义利之辨”实现了具有革命性的哲学突破，批判“重义轻利”的教条，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举”,将正当求利与道德追求辩证统一。可以说，“以利和义”的价值观使浙商的财富创造具有了更深层次的道德合法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例如：浙商传承“许民求富、保民之富”的民本思想，将企业发展与社会福祉紧密结合；秉持“正当求利”原则，将创新精神和市场智慧转化为财富创造；自觉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使者，使商业诚信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以上道德实践皆是浙商“义利并举”思想的生动注脚，成为浙商精神薪火相传的重要内涵。
其三，知行合一与创新创业的协同。浙学思想，特别是阳明心学强调的“知行合一”,为浙商提供了商业实践的方法论指引，成为推动商业理念与实践创新协同一致的思想基础。阳明心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强调通过“事上磨砺”实现主体价值，在浙江发展中渐化为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实践特色和优势。在制度创新上，浙江省政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通过“放手发展”“主动引导”,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突破。从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到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从“最多跑一次”改革到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浙江省政府以制度创新回应企业需求，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技术创新上，浙商将“知行合一”精神注入技术攻坚。近年来，浙商秉持提升技术、产业、制度创新力与竞争力的信念，通过平台和生态建设加快重塑企业自身新优势、新动能，深化数字与实体、数字与数据的融合，加快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功走出了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的“浙商路径”。
简言之，浙江的崇商传统从来不是单纯的逐利行为，而是深深植根于民本关怀的价值体系；而浙江的民本特质也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商业创新和社会治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二者的互构交融，形成了“义利共生”的文化生态，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市场活力与社会和谐相互促进。
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与魂。对于精神文化的解读往往因研究视角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所具有的共识之处，在于任何精神皆涵摄社会发展的动态文化图景，而且在这种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背后，必然蕴含着对某种价值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浙江地域文化(以浙学为精髓)的互动，构成了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生动样本。二者并非简单的主从关系，而是通过“互证”（相互印证文化基因）与“结合”（实践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深度融合。浙商精神作为实践载体，成为观察这一互动的关键窗口。对于浙学传统与浙商精神的共同理解，必然要求在浙江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统一的文化视角下予以考察。具体而言，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是浙学传统的精髓，以阳明心学为标志的浙学思想高峰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性思想高峰。浙学的形成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浙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浙学形成的逻辑即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浙江民营经济文化的基因构成同样符合浙学形成逻辑，并在传统文化与浙学的结合中与时俱进，成为具备中国哲学精神的浙江地域文化表达。因此，浙学传统与浙商精神一体共生，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反映、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代呈现与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遵循。浙江人民之于这一文化逻辑的呈现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民勤奋耐劳、知难而进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现已成为浙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浙江民营经济主体的数量之多、密度之大、种类之众全国罕有，其背后的起步与发展历程恰是浙江人民在艰苦环境中勤奋耐劳、知难而进的结果。
其二，浙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持续繁荣昭示了浙江人民独立不惧、勉力而为的性格禀赋。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众多杰出的商人和繁荣的商业文化，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为浙江民营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自古以来，浙江就以商业文化闻名遐迩，诸如宁波、龙游等地的商帮在国内外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深厚的商业文化成为浙江人民“先天的商业基因”,使得浙江在近现代能够迅速抓住机遇，发展壮大。近代浙商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流砥柱，而当跨越了历史时空，新时代浙商再次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其三，与时俱进的浙商精神映射出浙江人民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理性哲思。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民在资源紧缺、人地矛盾紧张和计划经济边缘的政策环境背景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其艰苦奋斗、从无到有的创业历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重要缩影。“四千”精神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成为与传统文化精神相承接、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重要精神呈现，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
浙学的思想文脉薪火相传，浙商的精神基因世代绵延。其中，以“儒商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伦理在儒商文化与浙商文化的互构中形成“万物一体”“以人为本”“圣者尽伦”“以义生利”的哲学旨归；而以“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新时代浙商精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融合与转化中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范型。新时代浙商文化在浙学基础上，对商人的精神禀赋、经营理念等进行了延伸，在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传统的伦理内涵，成为当代地域性商业文化的重要呈现。
（作者：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寿灿，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涂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