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浙地商业风俗兴盛。南宋时期，杭州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其岁时、礼仪、娱乐、饮食等风俗活动丰富，深刻反映出浙地新兴市民商人的生活旨趣；浙地对外贸易活动频繁，宁波、舟山等港口贸易业、渔盐业发达，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培育了浙地人民勇敢、勤劳、开放的精神特质；浙地手工业种类繁多，龙泉宝剑、哥窑青瓷、东阳木雕等精湛工艺映衬出浙地人民精致、创新、格物的人文特质。浙地丰富多元的商业活动源于浙地人民崇商重教、通商惠工的文化倾向。以浙江商帮文化、浙江家风家训、浙江村规民约为主要内容的浙地商业乡俗文化，以治生、理财和制用为纲，深刻反映了浙地深厚的崇商民俗风貌。
其一，讲求诚信、务实、开放的浙江商帮文化。浙江商人自浙地生发，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公所等商人团体。浙江商帮种类繁盛，商帮文化丰富。自南孔入衢，儒学深刻塑造浙江商帮文化“亦儒亦商”的身份特征。在儒学影响下，浙江商帮具备“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儒商品格，并在浙学涵养下带有“道由天定，事在人为”的乐观商人取向。以“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南浔商帮”为代表的浙江商帮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民国时期的文献《龙游县志·氏族考》详细记载了当地汉族83姓430族及其宗谱，外籍商人寓居于此，并将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到龙游。此外，浙江商帮分布全国各地，如绍兴商人所办的银号会馆、浙绍公所；杭州、金华、温州等地商人贸迁苏州所创办的武林杭线会馆、钱江会馆、金华会馆、浙南公所；经营瓷货的浙商群体在重庆、甘肃兰州府等地集资设立的浙江会馆。这种团结乡谊、开放互信的商帮文化，深植于浙商发展过程，构成浙商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其二，强调崇商尊儒的浙江家风家训。浙江家风家训深受儒家文化浸润，深受浙东学派启迪，深受浙商文化影响。以吴越《钱氏家训》、陈郡《谢氏家训》、吴兴《沈氏家训》、德清《俞氏家训》等为代表，浙江家风家训传承儒学成人之道，以家庭为本位，坚持平民立场，在融通儒释道中表达出终极性道德关怀。其中，崇商尊儒这一浙江家风家训便是市民社会中浙江崇商文化与传统儒学有机结合的重要表现。例如，《邂浦郑氏宗谱》有载“崇商尊儒、明礼诚信、乐善好施、慈孝睦邻”;《袁氏世范》有载“如不能为儒，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四明章溪孙氏宗谱》有载“信义人所弃，我自得之，则富贵出”。直至近代，胡庆余堂以“戒欺”“真不二价”为百年经营理念；包玉刚因诚信经商而美誉寰中。浙江崇商风俗广泛融于优良家风家训之中，并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族文化的蕴养中得以传承。
其三，重视商事规范的浙江村规民约。浙江乡约文化源远流长。明清时期，以“圣谕”为旨归的乡约教化风尚在浙地乡村广为传播，其目的是通过地缘认同劝导人心向善，以敦风化。浙江传统村规民约多以“禁碑”“堰塘管理碑”“护林公约”“管闸”“罚规”等形式对育林、养鱼和农业灌溉等生产活动进行规制。此外，浙地传统乡村对行商多持支持立场，如清末遂安洪子泉所定《勤俭社约》中载“无论士农工商，授一业与之习，则心有所闲，身有所拘”①,且提倡富商承担更多的乡族责任。世代浙商广受乡规教化，在外行商仍谨守商约规定，并将商约习俗带至外地。如清康熙年间“浙人懋迁于京者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至现代，浙地村规民约仍沿袭崇商风俗，并常见以文本形式明确村民合理分配集体资产、发展村集体经济等商事行为。
综上，浙学及其基本精神，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地域性文化基因的对接与互动，达致浙地精神的主体觉醒，特别是其中“实事疾妄”“崇义养利”“经世应务”“知行合一”“富而好德”“包容维新”等思想，在与江南山水的融通中，演化出浙人“务实”“尚诚”“包容”的人文气质，呈现出浙人理性与实用兼容、诗意与精致共存的文化形象。
（作者：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寿灿，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涂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