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文化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效应广受学界关注，并引发了对于经济增长背后文化基因的规范分析研究。斯波劳雷和瓦克齐亚格通过双边模型对基因距离度量的文化距离进行观测，认为以信念、惯例、习性、风俗等文化特征为代表的基因距离差异能够促进或阻滞技术扩散，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国内学者如赵子乐、林建浩、刘蓝予等进一步完善了文化基因理论，论证本土传统文化基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和高地，浙江民营经济造就了浙江经济、财政的高速发展。浙江民营经济较之其他省份具备密度高、规模大、实力强、分布均衡的发展优势。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2021年浙江省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已超过1300户，浙江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7%的生产总值、73.4%的税收、81.6%的出口、87.5%的就业，这些指标均位居全国榜首，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108席，连续25年保持全国第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在浙江省11个地级市均有分布，各地、县(市区)民营经济模式、产业发展皆具特色。因此，研究浙江经济发展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基因，阐明其经济文化基因构成及生发逻辑，对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价值。
浙江历史悠久、伦理思想丰硕。浙江文化历经千年的互学互鉴与融合发展，塑造出了内含普适意义的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基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浙江文化史共迎来四个高峰期：先秦时期，以范蠡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兴起并成为浙江文化史的第一个高峰期；随着宋室南迁，杭州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浙东学派与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浙学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国思想史的原创性高峰，浙江文化由此迎来第二个高峰期；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期是浙江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期，以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为代表的浙江文化反映出浙地人民开放、包容的人格禀赋，浙学广泛吸收西学并推动中国近代的社会革命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至今是浙江文化的第四个高峰期，以浙商崛起为标志的浙江现象印刻着浙江精神、浙商精神的谱系传承及现代化转型。总体而言，源远流长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充分滋养浙商文化与培育浙商崛起。其中，发端于浙地的崇商传统与民本政治特质，共同构成了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基本内涵与文化逻辑。
以上不同时期的文化繁荣共同构成了浙江文化的基本脉络，并可从中归纳出浙江崇商的文化传统与社会风尚。先秦时期，浙地商业活动繁盛，崇商的社会风气日盛，商圣范蠡强调“农末俱利”,操计然之策以治产，浙商文化肇始于此，并逐渐兴盛。及至宋室南迁，南孔入衢，“浙商文化”越发受儒学濡染，程朱理学、陆氏心学、金华婺学自浙地生发并推动浙东事功学派与阳明心学的形成。其中，叶适、陈亮等事功之说代表提倡“通商惠工”“农商一事”,王守仁强调士农工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由此观之，“工商皆本”成为该时期浙学的重要立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商业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浙地发生剧烈碰撞。外来资本人侵催生了以浙商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兴起，浙商文化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浙商直面变革与转型的多重挑战，重构了“义行天下、勇于担当”的精神世界，在“自在而自为”中踔厉精进，创业创新，已然成为浙江现象的基本构成和驱动力量。
浙江崇商传统涵养于浙江地域文化，并在迭代中赓续繁荣。而文化传统的健康维系与合乎理性的发展，则有赖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同步完善。雷德菲尔德最早提出大、小传统的文化分类，其概念指涉基于对人类文明彼此互动结构的二元社群分析，从文化育成的社会网络诠释“精英文化”和“乡俗文化”的不同领域特征，强调在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如大、小传统或者类似的范畴(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古典文化与民俗文化、高文化与低文化等)分野。据此，浙江地域文化的崇商传统在构成上亦可从“大传统”“小传统”两个层面予以考量。从“大传统”看，以士人文化为载体的浙学传统在本体论上赋予商事活动以合理价值，在认识论上通过社会普遍伦理来框范商业目标与商事行为准则，浙江崇商传统的哲学禀赋日盛。而从“小传统”看，以乡俗文化为呈现的商事活动在浙地广泛兴起，主要包括商帮文化、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文化类型。因此，浙江地域文化的崇商传统既深耕于浙学的哲学沃土，又在浙地乡俗文化的加工、传播中逐渐被浙地人民广泛接受，也由此奠定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历史文化基因。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地域呈现，浙学传统既内蕴传统儒学修身重礼的价值取向，又融合浙地鲜明的文化特质与时代特征。浙江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浙地士人“开放”“包容”的文化禀赋。浙学自先秦吴越伊始便带有明显的崇商倾向，并在“务实”“批判”“明理”的价值偏好中培育出“崇文重教”“重儒亲商”的文化氛围。及至明清，商品经济萌芽，商人成为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社会阶层，“弃儒就贾”造成大量士人阶层沉滞商人阶级的社会现象，且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对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由此观之，在浙学涵养下，浙江士人文化对待商业活动持有明显的社会认同与偏好，并发展成为浙江地域文化崇商传统的重要呈现，其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富而好德”。《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范蠡“富好行其德者也”,“富而好德”即肇始于此。范蠡灭吴兴越，辞官经商，十九年间财富三聚三散，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时至今日，商圣范蠡已成为世代浙商的精神图腾，其“富而好德”思想对浙商文化影响深远。
其二，“实事疾妄”。东汉王充于《论衡》一书中提出“实事疾妄”的哲学批判，强调在否定诸般迷信虚妄的同时，建立起批判、唯实的思想学说，奠定了浙江民营经济文化中“求实”“诚信”“批判”的实学精神内涵。
其三，“义利并举”。义利之说是传统儒学与近代商业伦理的核心辩题。浙江永嘉学派代表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义利统一观，消解了儒学传统意义上的“义”“利”冲突，实现了义利关系的互补。“义利并举”成为在市民社会背景下浙江士人阶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其四，“知行合一”。阳明心学代表了浙学的最高成就。王阳明强调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人人各尽其能“以求尽其心”,以“知行合一”通达“致良知”。阳明心学在心物之论和良心、良知、知行观的哲学建构中，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意志，这与当代弘扬企业家精神亦十分契合。
其五，“工商皆本”。黄梨洲强调工商“盖皆本也”,主张“经世致用”以富国强民。这一观点从哲学高度肯定了工商业的本体地位，其暗合政制改革与经世济民思想，深刻反映出浙地崇商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特质。
其六，“包容维新”。无论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提出的“兼容并包”,还是以鲁冠球等为代表的浙商群体所秉持的追求卓越、永不言弃的经营理念，其背后皆体现了浙地人民思想开放、文化包容的人格特质，展现了浙商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
（作者：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寿灿，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涂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