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浙江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毋庸置疑，这种成就既根植于中华优秀的伦理型文化，也得益于之江山水所孕育的独特的浙学传统。浙学传统不仅是涵养浙江精神的源头活水，也是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我们需要关注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关系。
南宋中后期的浙学与朱学、陆学鼎足而立，构成南宋中后期三大主要学派，这是周程理学文脉在中国南方的延续与发展。随后，明代阳明学与清代浙东学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原创性思想的高峰，以及近代启蒙思想的先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无法否认浙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定时期所书写的浓墨重彩的华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有些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一时期确实发生了浙学转向。这种转向在《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中有着极为清晰的脉络：当我们读《宋元学案》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浙学话语的显著影响力；当我们再读到《明儒学案》时，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以浙江为中心，浙学话语的特色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特点。浙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创新进取、兼容并包的浙江精神文化基因不断孕育的过程。以宋代浙学为例，其发展与浙江精神文化基因的孕育紧密相连。
北宋初期，两浙路虽尚未出现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儒，但当时的两浙路学者对浙学兴起的奠基作用不容忽视。其中，胡瑷的门人及受“苏湖教法”影响的人，是浙学兴起的重要力量。胡瑷先后在苏州、湖州两地讲学，其所开创的“苏湖教法”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办学热情，促进了两浙各地学校的兴办，培养了一批有志于儒学的学者，如滕元发、顾临、徐中行等。浙学贤达中受其影响的还包括永嘉王开祖、丁昌期，杭州的吴师仁，浙东的“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楼郁、王说。他们学问深醇、志行高洁而不求闻达，大多隐居乡野，讲学授徒，培养了众多浙学后学，成为浙学最早的奠基人。
此外，“北宋五子”的门人也在浙学渊源处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大多传道于乡野，虽在思想史上影响有限，却为浙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末期，“元丰太学九先生”在承继关学、洛学的同时，开创了浙学的事功学术传统，这一学术创新与张九成的儒道融合，以及后来婺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都充分体现了浙学的创新进取精神。
朱学与象山心学的后期发展主要是由两浙学者承继并加以弘扬的。朱学在朱熹的主导下鼎盛一时，但朱子之后的朱学发展主线却在两浙路而非福建路。朱门弟子中，出身两浙路者甚众，影响较大者甚众。朱熹之后，承朱学衣钵者是黄翰；黄翰之后，福建路基本没再出朱学大儒，而两浙路则成为朱学发展的最主要区域。南宋朱学在两浙路的发展分为两支：一支是被称为嫡传正宗的“金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黄翰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中人称“北山四先生”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他们创立的“金华学派”被称为“金朱学”;另一支是“四明朱学”,代表人物是王应麟、黄震、史蒙卿等。
象山心学的传承与发展在两浙路的成就也远甚江南西路。陆九渊原本是江南西路出身，其门人中也以江南西路者较众。而两浙路出身的象山门人亦众，其中学术功绩与地位最卓者乃浙东出身的“甬上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璘与沈焕。陆学本籍的江西门人的影响力远不及“甬上四先生”。《宋元学案》记载，“甬上四先生”成为陆学传承的最主要力量。明代阳明心学的学术渊源便是这一心学学派。王阳明本余姚人氏，他的学术思想自然深受这一学派的影响。
从朱学及象山心学在两浙路的传承与发展来看，南宋两派影响最著的学派思想均依托浙东学术力量才得以发扬光大，而两浙路的学者们，在继承与弘扬朱学与象山心学的同时，也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浙学传统。这体现的不仅是创新进取的精神，更是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浙学的发展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命题：自宋代以来，浙学的兴盛与宋室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室南迁奠定了包括浙江在内的江南地区作为经济与政治中心的地位；而这一经济与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又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独特文化的形成。换言之，当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先时，其文化力量也将崛起，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重要力量。以这一视角审视当代浙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浙江的文化也在蓬勃发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魅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行进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潮头阵地，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都彰显了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成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商更是创造了浙江发展的新景观。作为浙江省省会的杭州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电子商务之都、全球移动支付大本营等。
然而，在肯定当代浙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深入思考其与传统浙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当代浙江发展所蕴含的文化及其内在精神是什么?这种文化是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并创新发展的?它又将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扬光大?
谈及文化力命题，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力关系的重要论断：任何形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必然蕴含着某种文化力的支撑，缺乏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既无法解释，也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当代浙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支撑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文化力因素究竞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种成就离不开“理性-事功”的浙学传统，体现为既重事功之实、又具理性之美的文化形态，彰显出浙江人民务实、内敛果敢，尚诚、以义和利，包容、创新融汇的人文气质。对于新时代浙商，更应当将弘扬浙学传统与浙商精神建构成为一种理性自觉，并将之应用到对以“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浙商文化的赓续，以此引领浙商的未来。
（作者：陈寿灿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