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灿：吴老师刚才谈的关于阳明学的理解，其实是作了很好的导读，我们将继续学习。您还曾主持完成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等四套全集共计二千多万字的整理、编辑、点校工作，体量之大工程之艰，难以用一般的学术研究来概括。请谈谈您是怎么完成这样浩瀚巨大的编撰工作的?
吴光：这四套全集的完成是一个集体努力的成果，不过是由我牵头和策划的。1983年我在浙江省委党校任职期间，发起成立了由沈善洪先生任会长、本人任常务副会长的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开始策划并主持编校《黄宗羲全集》。这个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没有任何官方立项的资助，完全是白手起家。最早是由我与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方福仁协商确定，邀请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省中哲史研究会会长沈善洪担任主编，我担任执行主编，承担了编排各册目录、撰写点校说明、考辨黄氏遗著、搜集佚文佚著以及负责与出版社、作者联络等具体任务，并完成了全集五分之一的原著点校任务。中哲史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参与点校，也吸收了会外学者参加。整个工程费时11年，全套12册，550万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1985年《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出版，到1994年才出齐12册。各册附录了我撰著的《黄宗羲遗著考》，第12册附录了我写的《黄宗羲传》和陆京安等编《黄宗羲全集人名索引》。编撰过程确实困难，我还记得当年住在北京朋友家里，冒着大雪去北京图书馆看黄宗羲的佚文佚著的情形，我也曾到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地，费了很大的劲到处搜集资料。我曾经写一篇文章叫《十年甘苦我心知》，十年间的辛苦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与之相比，编校《王阳明全集》的工作相对容易一些，四库全书里面就有王文成全书，有好几个版本，整理起来比较方便。1986年10月，在宁波举行“黄宗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向省社科院院长沈善洪、副院长王凤贤先生建言编校整理《王阳明全集》，并获得两位院领导的支持。1987年开始，我主持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下册，于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因为经费问题，当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长戴琏璋教授访问浙江时，我向他提出合作整理、出版《刘宗周全集》，戴很高兴，同意了。1996-1997年由我和戴两人共同主编，由陈剩勇、何俊、丁晓强、黄宣民等几个人一起点校，将近300万字的《刘宗周全集》首先在台湾出版。后经过多次协商交涉，台湾方面将其繁体字版给了我们，浙江古籍出版社予以出版。我把《水澄刘氏家谱》在绍兴找出来对照，刘氏宗谱过去在台湾出版过影印本，有很多模糊不清的，我找到刘氏宗谱的初刻本，然后一片一片进行对照，恢复原貌。
我们编《马一浮全集》的时候，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我当时是文史馆馆员，吕祖善省长到我们那里时，我在会上提出，全国都在弘扬传统文化，我们也在计划成立儒学会，筹备了很久，但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室，连开会的会场都没有，现在我们弘扬国学，马一浮就是一个国学家，我们想编一套《马一浮全集》，也没有经费，希望省领导给予支持。吕省长当场表态，打报告申请经费他来批，向文史馆要办公室，将人民大会堂借给我们做会场。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编校工作启动了，我任主编。在我们之前，已经有1996年版的《马一浮集》了，但那个版本编校的时候思想观念比较左，把马一浮批评马克思主义等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删掉了，我不主张删除，力求做到原原本本，所以就在那个版本的基础上重新编辑校点，在遗著分类、分卷方面作了较大改进，收集的马氏遗著较前集增加了约三十多万字，并增补了五十余万字的附录，合为六册，201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五册《辑佚》，收录有以往从未刊行的马一浮手抄汇集的家史等遗文佚作。
说实在的，我因编几套全集少写了两本书，比如关于民主仁学的问题，早就可以写成书，出版社也早就约了，但是因为主编4套全集， 5套丛书，和自己的另外几本著作，耗时费力，就耽搁了。总体上，工作量很大，做得比较辛苦，经常熬夜，熬出一身的病。
“天才出于勤奋”，高尔基讲得很好，我觉得一个人不勤奋就成就不了大事，世界上聪明人很多，但很多聪明人没能做出一番事业来。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能够做出一点成就来，就是勤奋所致。治学之道，首先要勤奋。第二点要有独立思考。学问之道贵在独思，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才能够从众多资料里边理出观点。我的老师跟我讲，论从史出，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讲论从史出，有扎实的史料基础，才能提炼出有影响的观点。有独立的思考，才能形成独立的思想。陈寅恪先生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就是他学术研究的精髓。确实，一个人有所成就，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形成一种独立的思想，许多人就随大流，随大流是不可能产生思想家的，思想家总是要比别人走在前面一点，看得更远一点。
另外，观点的形成也都是从不系统走向系统的。我告诉我的研究生，做读书笔记很重要，不要做很多卡片，而是做读书札记，读了书之后有一点感想就写下来，经过积累，把这些感想整理成串，就形成了系统性的观点。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
我还要讲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那就是“存同求异”的方法。一般我们都采用“求同存异”，我认为求同存异作为一种策略思想是可以的，但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就应该采取存同求异的方法，才能真正获得真知灼见。
陈寿灿：吴老师的4大全集和5套丛书，我们在座的不一定都看过，但是听了吴老师的学术经历，下次我们再读到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最后请再和我们简单聊一聊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话题。
吴光：我将新质生产力的简单质概括为新人文经济学。其核心在于新道德、新人文、新科技。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浙商、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我们的传统是道德人文主义，西方是人权人文主义，他们是人权至上的，我们是道德至上的，首先确定道德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等重要指导思想，实际上都是以道德为中心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走向新道德。新道德其实在好些地方已作概括。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24个字刚出来的时候（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济南召开的关于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会议上，我在发言中表示：这24个字还缺少两个字，就是“仁爱”，仁爱是我们传统道德中最核心的，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里没有概括进去。2012年2月份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我认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就是对核心价值观思想一个补充的说法。后来到十九大的时候，又充实了新的观点，提了新的两个字“美丽”。其实更早些时候，浙江就提出了“从两富到两美”的新时期发展战略，它的核心就是“美丽浙江”“美好生活”。
所以我觉得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一锤定音，还是有个过程的，有可能会有新的观点补充进去，也可能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会以更简洁的形式来表达，言简意赅。像“仁义礼智信”5个字就很容易记，如果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用个5个字、8个字或10个字来表达，可能更便于记忆和传播了。就如我对浙学的概括，最初就是8个字“务实批判、开拓创新”，后来加上“民本”，10个字，还是比较简洁。
陈寿灿：好的，吴老师讲的是“大道至简”的哲理，人生如此，事业亦如此。
感谢吴老师的分享，让大家了解了您丰硕学术成果背后的学术生涯、学术理念、治学方法等更深层次、个性化的内涵，更深刻地理解您在学术道路上的探索和成就，并从中受到超越学术成果之外的莫大教益。再次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云水泱泱，江水苍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