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的形成，我们可以从浙江实践与浙学传统、浙江文化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史等角度加以阐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先后总结出“四千精神”“新四千精神”等，这些研究阐明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也进一步确立了从浙江精神这一角度探究当代浙江发展的文化路径。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发表署名文章，用十二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概括了浙江精神，并把浙江精神解读为支撑、推动、引领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文明的文化力量。
浙江精神是浙学传统化育的文化成果。浙江有着7000年文化史，历来享有“人文渊薮”之美誉。浙江先民先后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自东汉经魏晋南北朝，浙江的学术与文化发展虽不如中原一带，但其自身仍有较大发展和传播，出现了王充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疾虚妄”的批判精神成为后世浙江学人内省的重要思想资源。南宋以降，出现了以叶适、陈亮和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以及以黄宗羲、全祖望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等。王充以降，浙江学术界虽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学术流派，但却始终秉承了批判精神、包容和合、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浙学的批判精神形塑了浙江人求真、创新的文化气质，从而成就了浙江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启蒙、社会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文明风貌。浙学发展过程最为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合取向，这种文化氛围成就了浙江人包容、和合的文化品格。关注现实是浙学的又一个优良传统，从王充的“疾虚妄”到永嘉事功学说，再到明清两代的浙东史学，关注现实一直是浙学的最基本取向。浙东史学所秉承的亦是这一传统，其研究关注现实的路径是：一方面，浙东史学的研究特别强调乡土文化的文脉传承，强化了传统在现实中的流传；另一方面，浙东史学注重外王经世事实的实际开辟，以图从历史事迹的演变中寻求现实困境的可能出路。浙学的这种传统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强化，最终汇聚成为激发浙江“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之精粹的源头活水，也直接形塑了浙江精神，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浙江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高度的内生性统一。浙江精神虽然是一个有其明确地域性指向的概念，但在其自身的成长中，得益于宋室南迁、中华文脉南移的历史机遇，浙学与浙江精神及其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之间有着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性。随着宋室南迁，北方各世家大族、学术大儒也多有南迁者，曾经的学术中心——中原一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的地位迅速下降，江浙地带迅速崛起为当时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先秦及至两汉的经典儒学在经历了隋唐以来佛教的冲击之后，一分为三，程朱理学、陆氏心学、金华婺学，又在儒释道的融合中走向阳明心学以及明清之际的浙东史学。在这一文脉中成长起来的就不仅是浙江人民的人格气质与价值取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在浙江的生动体现。当阳明学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原创性高峰，以及明清浙学成长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之时，浙学传统也同时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提供具有活力的文化力量。对于浙江人来说，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也意味着光荣的文化使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已充分表明，浙江人民没有辜负这一文化的荣光与使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浙江精神引领浙江人民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培育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成为能动的经济创造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的法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核心的文化竞争力。在新时代，浙江精神将继续为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全面实现“两个先行”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