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这一论断，既深刻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关怀与重视，又释放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信号。
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民营经济现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江省域经济格局中，民营经济举足轻重。截至2024年末，浙江全省在册民营企业总数达到350.53万户，占企业主体总量的92.06%。作为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前沿阵地，浙江更涌现出享誉全国的“杭州六小龙”，持续彰显着民营经济的蓬勃活力。总体而言，浙江民营经济在市场化改革、创新驱动和体制机制探索等方面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不仅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省域实践样本，也对全球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民营经济是“浙江现象”的显著标识
所谓“浙江现象”，核心在于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浙江以占全国1%的陆域面积，4%的常住人口，贡献了约7%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浙江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在于民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浙江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浙商群体的崛起正是其生动写照。换言之，民营经济的蓬勃生命力构成了浙江最鲜明的省情特质。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浙江民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实践，也是“浙江现象”的显著标识。浙江民营经济起步早、增速快。其中，民营企业是浙江最活跃的市场经营主体，以浙商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是浙江最宝贵的经济发展要素。浙江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集中凸显浙江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和韧性，是浙江民营经济向新、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4中国民营企业系列榜单中，浙江民营经济实现历史性突破：在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研发投入500家、发明专利500家等五张榜单中，浙江上榜数均位居全国第一，首次实现大满贯。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高地，浙江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7%的生产总值、71.7%的税收、82.8%的出口、87.5%的就业和96.8%的市场主体数量，持续领跑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由此看出，民营经济深度嵌入浙江经济结构，成为浙江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民营经济是浙江制度优势的鲜明体现。民营经济在浙江的持续快速发展，彰显了浙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土壤是制度保障。早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即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事关浙江未来发展的“八八战略”，其中摆在首位的便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个私经济不断上规模、上水平；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健全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正是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和“浙江模式”的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为全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近年来，浙江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境外投资、人才引进、风险防范、融资畅通等领域为民营企业提供制度支撑，规定并出台一系列保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政策文件；同时以数字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规范行政行为，推行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推动政商交往亲不逾矩、清不远疏，为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出积极探索。据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连续六年发布的《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2018-2023）报告》显示，浙江省通过数字化改革与政务服务增值化创新，构建起了“亲清统一”的政商交往模式，形成了“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办事不用求人、办事依法依规、办事便捷高效、办事暖心爽心”等具有浙江标识度的营商环境品牌，成为全国省域优化营商环境的示范性窗口。可见，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金名片，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
2004年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全省首次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制定出台《关于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也成为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浙江始终把民营企业家作为浙江最宝贵的财富，在全国率先出台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持续深化新生代企业家“双传承”计划，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邀请民营企业家列席各级党委政府重要会议制度，在全国率先启动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行动。浙江省委省政府持续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民营经济“金字招牌”更加靓丽。
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浙商崛起的历程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浙江民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勤劳智慧的实践写照。自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凭借灵活机动的经营策略，逐步在区域市场中站稳脚跟，创造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浙江模式”。时至今日，浙商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商帮。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仅是浙江40余载改革开放所取得伟大成就的生动写照，也是浙商群体的崛起与奋斗的实践写照。浙商40余载砥砺奋斗，是符应浙江特色、领跑中国改革的生动实践，其发展轨迹呈现出市场活力、文化基因、制度创新、全球布局等多领域的成长格局，勾勒出浙江民营经济在地域、群体、关系等维度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其一，地域维度：全球化发展。“四海之内，皆有浙商兄弟”。全球化发展是浙商的突出特征，“走得远、出去多、分布广”是浙商区别于其他地域性商帮的显著标志，也是浙商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的商帮群体的重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省外浙商规模达到6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200余万，分布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浙商，不仅是浙江的浙商，也是中国的浙商、世界的浙商。
其二，群体维度：高密度生存。1978年，浙江全省合法个体商贩仅有2086人；2023年8月8日，浙江全省市场主体总数达1000万，平均7个人就有1个市场主体。40多年间，浙江省市场主体总数增加了约3000倍，密度提高了2000多倍。浙商的“高密度生存”，构成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微观基础”，为浙江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时代动能。通过产业集群的“高密度”协同创新，以“块状经济+全球化网络”的高密度布局，浙商充分展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自立自强中的主体地位，夯实了浙江作为“重要窗口”的底色，成为浙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三，关系维度：高质量协同。首先，浙商群体之间协同发展。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与经贸网络，浙商之间实现了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同时，各级浙商协会始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强化浙商群体的凝聚力和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政商关系日益和谐。自2002年浙江被中央列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政议政试点省份以来，徐冠巨、南存辉等民营企业家代表相继当选省工商联主席，浙江由此成为全国唯一的连续四任省工商联主席均由民营企业家出任的省份。这充分彰显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尊重与支持。再次，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高质量协同。在2007浙商大会上，逾千名浙商联名签署《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标志着浙商群体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进入规范化、制度化阶段；近年来，浙江省工商联连续发布年度《浙江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总结、提炼浙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与经验。浙江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在公益慈善、环保发展、教育扶持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着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繁荣。
浙商的奋斗实践不仅推动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孕育出独具创造力的浙商文化，成为支撑浙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诸如“二板精神”“三板精神”“四千精神”等提炼，皆是浙江民营经济砥砺前行的鲜明标识。其中，生发于改革开放的“四千精神”，集中凸显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广大浙江人民积极从事社会生产、投身市场经济建设的行动信条和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不畏艰难向前走》一文中指出：“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由于历届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支持，放手发展。”概言之，“四千精神”是浙商闯荡市场的精神写照，已成为浙江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于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深邃的理论意蕴和丰富的时代价值。
三、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浙江文化传统的实践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他还指出：“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
浙江民营经济的伟大成就既得益于中华优秀的伦理型文化，也得益于宋室南迁后形成的理性-事功的浙学传统。其中，“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正是浙学传统独有的精神气质，折射出浙江“事功”“民本”“崇商”的学术旨趣与实践追求，内化为浙江精神、浙商传统的文化基因，成为促进浙江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化力动因。
浙学既涵摄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核心内涵，同时富于浙江地域文化“义利双行”、“知行合一”等地域性文化基因。受浙学传统涵养的浙江民营经济体现了地域性和普遍性发展的统一，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韵味。
浙韵的核心是浙学，浙学的影响经历了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重要影响遍及经、史、文、艺、宗教、科学等各个领域，并非唐诗、宋词等所能代替。受东汉王充实学影响的浙学三大传统：实事疾妄、经世致用、多元兼容，不仅贯通浙江学术发展脉络，更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着中国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
浙学、浙韵与民营经济的关联，本质上是人文精神与市场逻辑的深度融合。以浙学为代表的浙江文化传统，为浙江民营经济提供了文化根基与价值导向；而民营经济的创新实践，又反身激活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由此形成了“文化-经济”良性循环。这种互动模式不仅成就了浙江作为经济强省的地位，更塑造了兼具历史厚度与现代活力的“人文浙江”样本。特别是“富而好德”“实事疾妄”“义利并举”“知行合一”“工商皆本”“包容维新”等思想，在与江南山水及商业实践的融通中，演化出浙江人民独特的人文气质，呈现出浙江人民理性与实用兼融、诗意与精致共存的崇商文化形象。
其中，诚信、务实、开放的浙江商帮文化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浙商崛起、浙学传统的重要历史呈现。自古以来，浙江商人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公所等商人团体。以“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南浔商帮”为代表的浙江商帮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浙江商帮分部全国各地，如绍兴商人所办银号会馆、浙绍公所；杭州、金华、温州等地商人贸迁苏州所创杭线会馆、钱江会馆、金华会馆、浙南公所；经营瓷货的浙商群体在重庆、甘肃兰州府等地集资设立浙江会馆。这种团结乡谊、开放互信的商帮文化构成浙江人民世代相传的商业文化基因。
总之，浙江民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凸显了浙江作为经济大省的使命担当，助推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成为“重要窗口”的生动体现；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浙商崛起的历程写照，而浙商精神、浙商文化则是浙江民营经济砥砺前行精神积淀；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浙江文化传统创造性转换的成功范式，浙江人民以治生、理财和制用为纲，在“以文塑器、以器载商”的互动中，延续了浙学“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又体现了当代浙江“精致务实”的生活哲学，成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实践展开与文化范式。简而言之，民营经济已发展成为浙江的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