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灿：是的，比如针对历史上和现代新儒家，学者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不同概括，您就提出了“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观点，并创造性地将儒学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一道五德”。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一道五德”。
吴光：好的。“一道五德”就是指“以仁为道，以义、礼、信、和、敬为五常之德”。在儒学中，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一般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即常现常用的大德，认识却不尽一致。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适性的价值观念而言，我认为以“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五常之德”比较恰当。义，就是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公平。从儒学史上的“义利之辨”可见，义利均为儒学所重，“义本利用，义利双行”，两者不可偏废。礼，还有“敬”“让”“忠”“信”等多重道德含义，都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现，是规范人际关系、区分社会等级差别的准则和制度。信的基本涵义是诚实、守信、守法，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法的精神。和，即提倡中和之道。在当代，尤有必要坚持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敬，源于“仁”而合于“礼”，其内涵十分丰富，敬天，敬祖，敬师、敬友，敬事、敬业，敬是待人接物、处理人际关系的日用大德。
历代的仁学，不管是朱熹还是王阳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指仁道，不同的时期对仁的表现不一样，我把儒学归结为“以仁贯道，一道五德”。
也有人曾经问为什么没把“仁义礼智信”的“智”字放在里面？我认为，“五德”是要强调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人文意义，“智”在传统儒学价值观中虽然有“智慧”之义，但主要是指“是非之心”，“知识之智”，是科学判断而非道德判断，所以可将其归入知识论系统。当今时代，“智”，已经成为人人都具备的常识，“智”的作用已经主要由科学来承担，而不必包含在儒学学的核心价值观之内了。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东亚国家，比如日本、韩国都非常重视礼乐文化，但都缺失仁和文化。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精神，肯拼命，有献身精神，重承诺，说话算数，知行合一，但他们不提“致良知”，而韩国的大部分总统都要去坐牢，少有善终，不讲或少讲“仁爱”是日本和韩国民族的先天性缺陷。
我认为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儒佛道为主体，坚持多元文化互鉴互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应以“一道五德”重塑儒家核心价值。儒家系统中的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体，德是道之体现。我曾经撰文《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和《试论当代文化发展战略》 在《哲学研究》刊物上发表。
关于国学，我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一些学术争论中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比如最初有学者反对国学成为一级学科，认为这样会抢占历史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资源，我就写了反驳的文章，提出国学应当成为一级学科；有学者无限扩大国学的范围，甚至将马克思主义都算进国学中，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把独立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包含在国学里面十分不恰当。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导，儒佛道为主体，坚守多元文化互鉴互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应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学者提出因为不能穷尽，因此国学不能分二级学科，我不这样认为，没有人能穷尽一门学科或穷尽任何学科，国学当然可以分二级学科，我用六字概括，就是“经、史、子、小、文、艺”，即经学、史学、子学（诸子百家）、小学、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这六大门类就是国学的二级学科。再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将学科分为三级、四级和五级，历史学可以分到几级学科，国学也可以分到几级学科。
关于当代文化发展战略，我认为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6字作为阶段斗争年代文化发展战略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时代，我就提出了“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这样一个开放型的面向世界的当代文化发展战略。后来，我将这16字中的“多元辅补”改为“多元和谐”，作为浙江儒学会《儒学天地》的指导思想，得到学术界同仁们的接纳和认可。
我从1988年起，发表了几十篇关于儒学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儒学专著，在论文著作中先后提出若干具有原创性的观点。我将儒学定义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将儒学的根本精神定义为“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在《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的论文中首次将传统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概括为“仁本礼用”，并提出“民主仁学将是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儒学新形态”的思想。
新儒学之新在哪里？我认为在于三个面向：面向大众，面向市场，面向现代。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是有民主思想，但是没有形成民主的机制和制度。例如尚书里边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中的“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我对民本思想以明清之际黄宗羲进行了划界，他之前所谓的民主都是民本思想，到黄宗羲才有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主权在民思想。
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的理论主张，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儒学特质。坚持以仁为本，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就必须承认统治者的权利来自人民。儒学民本思想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君以民为本”，但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已具有权力来源于民、君是人民请来为民服务的民主启蒙性质。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从民本走向民主。
我编的一本关于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研讨会的论文集，题目就是《从民本到民主》，当时出版社的编辑提出，“民主”这个词有点敏感，能否换成别的。我说这两个字不敏感，我们国家从上到下，从领导人到老百姓，都在讲民主，毛主席讲民主就讲得很透彻，“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嘛。现在习总书记讲“人民为中心”，并发展到“人民至上”。“人民至上”体现的是东方型的道德人文主义，它是有别于西方人权至上的人权人文主义，反映了东方文化的特点。所以新儒学要面向现代，就不能回避民主的问题。
民主仁学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从民本到民主。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就是从民主专政向民主仁政转型的时候。仁政是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民主呢，不仅是对中国文化，也是对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的吸收。
陈寿灿：吴老师刚才跟我们谈了从民本到民主，从民主专政到民主仁政的过程。这是民主仁学比较核心的内容，是基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的新的方向性的转型。前面您提到了对国学的理解，国学的学科分类，也谈了对儒学的理解，儒学的核心观点。下面我想请您再跟我们谈一谈大浙学。
无论是儒学还是儒佛道三家，浙江一直是文化重镇，尤其是南宋以后。宋室南迁后，中华传统文化中心出现了某种南移现象。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浙学。我们很少用一个省名来命名一个学派。浙学是普遍性的儒学、国学的发展与地域性文化的一种结合，对更好的凸显地域性文化的生长和发展加以概括和阐述，吴老师对从浙学到大浙学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前面已经提到了王充，他可以说是浙学的开山鼻祖，吴老师对从王充到后来浙学的发展有许多精彩的概括，今天您能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一下您对大浙学的理解吗？
吴光：好的。这一观点的形成其实是有个过程的。我对浙学的研究最早产生一些想法是在1986年开的关于黄宗羲的会议，开始我们开了一个小会，“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讨会”，后来就演变成“国际黄宗羲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接触到梁启超及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我质疑梁启超对“浙东学派”的提法，它是偏向于浙东史学的，而我当时提出，浙东学派不仅仅是浙东史学，更应该是经史并重的学派。
2004年，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想找几个老师给他讲讲学术的前沿问题，省社科联和省委宣传部，推荐了十几个人，其中就包括我。2005年6月6日，我为领导讲授中国哲学与浙学的前沿问题，其中探讨了王阳明、黄宗羲和浙学的内涵与精神问题。我讲课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讲儒学，讲传统文化，包括儒学是不是宗教，关于新儒家的代表，民主仁学等内容；第二个方面讲浙学，我着重讲浙学的含义，浙学内涵及外延的演变，从小浙学讲到大浙学，最后明确提出对浙学要做三种区分，狭义的浙学，中义的浙学及广义的浙学。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的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南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南宋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南宋四明之学以及明代阳明心学、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无论是狭义还是中义、广义，浙学的主流学术都是儒学。特别是狭义与中义涵义上的浙学，其主体就是浙江儒学。所谓“浙江儒学”，是指渊源于古越，借鉴、传承自中原，成型于汉魏，兴盛于宋元明清，转型于近现代的浙江地区的儒学。
浙学的内涵就是以儒学为主导的经史之学，某种意义上浙学也是儒学，但比儒学的概念范围更广。所谓“大浙学”，是以两浙经史之学为主的一个概念，但又不仅仅是经史之学，还包括文学、自然科学、方志学等，都属于大浙学的内容。比如说天台宗，它算不算浙学呢？它是佛学，但如果要讲浙江的文化，讲大浙学，天台宗当然也包括在其中，再比如道教的南宗，算不算浙学？我认为，在浙江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应该都包括在浙学范畴中。我提出浙学的三种区分，习近平同志很感兴趣，他说：吴光教授关于大浙学的概念，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讲浙江精神就不能限于一时一地，应该从更深的层次，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浙江精神和浙学。”我提出的三义浙学的观点也为多数人所接受，后来进一步发展，称为“当代浙学”。
下面我再简单谈谈阳明学。近年来，随着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大家都在谈阳明心学。好多企业家、老板对阳明心学非常感兴趣。阳明心学主要的范畴是什么？不少人认为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我认为“心即理”不是王阳明提出的，是王阳明之前的陆九渊提出的，而且陆九渊之前，佛教已经有心即理的思想了。那么王阳明的贡献在哪里？王阳明提出的观点叫“良知即天理”，不是一般的心即理，所以我说阳明心学不是一般的心学，是良知心学，最核心的观念是“良知”两个字。陆九渊的观点是“心即理”，程朱是“性即理”，王阳明的“良知即天理”实际上是对朱陆思想的会通与超越。
最近有博士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朱熹心学。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朱熹心学也有道理，因为朱熹讲过一句话，叫“心统性情”，心是统帅性和情，性是心之性，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心学。但朱熹实际上是理学，因为它的最高范畴是“存天理灭人欲”，这是继承了二程的“性即理”的观点，
王阳明从小读的就是《朱子家礼》《二程语录》等书，深受程朱思想的影响，格物穷理，格物致知。后来他格竹子失败，他就感到向外求理这个方法不对，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怀疑程朱的性即理观点。
王阳明进一步求索，心的本体是什么？他冥思苦想，历经百死千难之后，最终悟出心的本体是良知，“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是最精华的部分。“良知”两个字，不是轻易得出的。王阳明说他在龙场的时候已经有那么一点意思了，但是没有指出来，即还没建立良知学说，“良知”是他50岁以后才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他的核心思想中“学问大头脑就是致良知”。黄宗羲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又加以发展，他认为致良知的致就是行，那么致良知就可以解释为行良知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着重在于“行”上面，“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习近平总书记对王阳明思想的进化有很好的把握，他有一句话是关于对知行合一的理解：“知是前提是基础，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现在许多讲王阳明的是从心即理讲起，好像王阳明思想的主要范畴就是心即理，其实不然，它最主要范畴是良知即天理。所以我批评了以前那些学者对王阳明思想的论述，他们都是采用三段论，三段论是从民国流传下来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其实他们都忽略了王阳明很重要的“外王”思想。
儒家历来是讲求内圣外王的统一，体和用的统一。外王是什么呢？就是“在亲民”。王阳明修改了程朱编注的《大学》的开头三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朱把它改成“在新民”，王阳明特别不满意，建立心学，首先就恢复使用《礼记·大学》古本中“在亲民”的观点。
我认为王阳明的观点确实高屋建瓴，讲得很好，把儒家的内圣外王统一起来。本来先秦儒家都是讲内圣外王的，但是到了程朱阶段，宋明理学家把“外王”搁在一边，不讲“亲民”，光讲“新民”了。所以我对王阳明的研究就是从阳明学的基本范畴开始，我将其分成4大块，第一，良知本体论，第二致良知论，第三是知行合一论，第四是亲民论。
阳明学当然还有很多细小的方面，在此不多展开讲，以上关于阳明学的基本观点，是具有我的思想特色的，我的观点你要反驳也不太容易哦。比如良知本体论。陆九渊是心本体论，王阳明也讲过“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但是他接着说，“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他要寻找心的本体是什么？经历种种磨难和思考，发现原来心的本体是良知，良知不在外面，而在心里。这一观点是王阳明思想折中朱陆，会通佛道的典型表现。
再比如亲民论，我认为它是王阳明政治学说的集中代表和落实。以往研究阳明学存在一个缺陷，都是从哲学到哲学，从内圣到内圣，缺少外王，缺少一个政治学说，我提出的亲民论就补充了过去解说的不足。就这个观点我写了一篇文章《论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刊登在2014年贵州《孔学堂》的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