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研究动态  智库要闻

中国华商智库论坛:商帮文化与现代转型研讨会成功举行

作者:    2025-06-07

图片

6月6日,“中国华商智库论坛:商帮文化与现代转型”研讨会如约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博物馆名人堂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商业伦理研究所、浙江省伦理学会联合主办,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协会承办。浙江省社科联主席盛世豪、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陈寿灿、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福玲等知名专家学家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本次会议由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院长吴波主持。

 

图片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寿灿教授首先致欢迎词并做主旨演讲。他特别提及四年来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商业伦理研究所在商业伦理方面共同取得的成果,并对浙江省社科联、浙江省伦理学会长期以来的学术支持与推动表示感谢。

在题为《浙学是浙商文化的源头活水》的演讲中,陈寿灿教授深刻阐释浙商文化是浙学的文化呈现。他指出浙学内含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是以学术为主题的一种发展形态。他指出,南宋事功学派以“功到成处便是有德”奠定浙商务实基因,而明代王阳明“知行合一”实现儒学向实践的转型,清代浙东史学集“工商皆本”“经世致用”之大成,共同构建了浙学思想体系,成为浙商“义利并举、创新力行”精神的内核。当代浙商数量之众、影响之大举世瞩目,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浙学千年滋养的现代印证。面向未来,陈寿灿教授呼吁学界同仁共建商帮研究的智库联盟,携手发掘不同商帮文化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为当代中国商业文明发展注入智库智慧。

 

图片

山西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教授对本次会议邀请表示感谢,并就浙商发展背后的商业伦理价值进行创新性阐释。曹刚教授以智能导航为喻,强调商业伦理既非传统理解的刹车片也非方向盘,而是精准定位商业路径的导航系统。他指出,商业伦理必须立足地域文化坐标定义起点,浙商需扎根浙学而非照搬晋商模式;依托阳明心学、事功学说等价值法则优化发展路径,驱动市场主体持续创新;动态适配技术革新与公共性挑战,破解直播经济、平台商业等新业态的伦理困境。曹刚教授认为,商帮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正是伦理导航的价值所在,所有商业活动终将指向人类繁荣这一共同终点,但达成路径需因应文化基因实现差异化探索。当前亟须构建适配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坐标系,为浙商、晋商等群体定制专属的发展航道。

 

图片

浙江省社科联主席盛世豪教授充分肯定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并就浙商研究的社科基础与未来方向予以高度总结。盛教授认为,浙江虽为社科小省却蕴藏深厚的学术潜力,商帮研究应聚焦前沿,立足浙江实践。借鉴阿夫纳·格雷夫对马格里布商人与热那亚商人的历史比较视角,盛世豪主席强调浙江商帮文化内涵多元。其中,宁波商帮以开放社会突破传统、温商凭借熟人社会网络推动改革先锋、义乌独创市场枢纽型结构,三者形成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的商业文明形态。针对商帮的文化差异,盛教授提出“义利并举”的时代新诠。其中,“义”并非道德空泛概念,而是植根于区域文化底色的商业规矩,譬如两地商人对待商业公关迥异的态度正是文化伦理的外显。学界更应当深入阐释浙江商帮文化密码,将义利观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与制度优势,为全球化商业文明贡献东方智慧。

 

图片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负责人陶水木全面剖析宁波帮与湖州帮的百年命运分野。晚清时期,两地商帮并驾齐驱。其中,湖州帮垄断上海生丝出口占九成份额,宁波帮主导棉纱洋布进口;民国前期却剧烈分化,1911至1927年宁波商人在沪企业占比从47%跃至69%,产业资本全面渗透金融航运,湖州帮却暴跌至20%,因固守丝绸业遭日本碾压式淘汰。根本密码在于地域文化基因:宁波帮承浙东海洋文化禀赋,奉阳明心学经世致用理念,将财富转化为产业创新;湖州帮囿于太湖农耕文明桎梏,商贾致富后大兴宅邸、广置田产,斥巨资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典型如南浔首富刘墉终生未投实业,子孙转型政界文艺领域,与宁波方氏家族工商皆本形成世纪映照。两种文化对近代化挑战的应对模式,成为解码中国商帮兴衰的深层标本。

 

图片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根成教授提出,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商业文化根基,契约精神与技术迭代的鸿沟倒逼商帮现代转型突破局限。从唐朝“纲运”管理组织到明清“客纲”地域群体,商帮千年依赖血缘、亲缘、地缘维系非制度化运行,而当代技术革命在颠覆行业形态的同时,也随之瓦解了传统信任框架,使契约文化难以覆盖全产业链。郑根成教授认为,传统商帮转型本质是对血缘网络的制度性超越,但技术洪流速度远超文化适应能力。他以新能源汽车海外拓展为例,指出华商亟须建立新型“类缘组织”,通过非血亲的“新缘分”纽带(如数字社群、技术共同体)实现非制度化补偿。这既非简单复刻晋商、徽商模式,亦非被动适应技术,而是主动构建技术时代的文化缓冲带,为全球华商提供精神锚地。

 

图片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研究员邵钢锋聚焦学科建设提出商帮研究的具体思路,如完善学科培养体系,补强理论经济学、中国史等学科交叉的教学支撑;积极创办商业史主题学术刊物;深度联动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权威机构,积极开展内外合作。针对未来商帮文化发展,邵钢锋博士提出系统构建改革开放浙江样本的乡镇企业数据库,强化温台模式、义乌模式等企业史实证;深耕中华老字号品牌研究,强化与商务部流通司等单位的政学协作;贯通理论经济学、中国史与伦理学学科壁垒,以浙商制度实践为纽带构建商业自主知识体系。

 

图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福玲对本次会议作精彩总结。她认为,本次研讨会聚焦商帮文化三大核心:历史价值梳理、现代社会转型挑战及未来方向探索,强调科技爆发速度已超越文化积淀与思想跟进能力,成为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其切身感悟浙江学术的务实基因——“接地气、能实操、见实效”的浙学特质令人深受启发。结合温州方言的鲜活案例,王福玲教授认为,语言密码背后内含地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正是这种亲缘文化纽带与时代转型命题的双重碰撞,促使伦理视角持续走进浙江、理解浙江、爱上浙江。

 

图片

会后,与会嘉宾一同合影留念。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为学界研究商帮文化搭建了深入交流的平台。面向未来,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商业伦理研究所将携手持续推进商帮文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商业伦理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做出学术贡献,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库智慧。


最新推荐

【浙学与浙商】 “衣冠南渡”:“重实”学风与浙人气质的塑造

自然、事功与德性:东晋吴越文化的自我定位仓廪实而知礼节。北人南向的流移,带来中原先进农耕技术与农业生活方式,而内在于技艺与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与思维模式,也在南北双方的生活融合中,逐渐渗透进吴越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渗透,绝非吴越对中原心灵趣向的机械复制与附和,而是双方由分处走向同爨时彼此观念与价值的内向熔焊,是一种当时难以察觉而后世可以明晰的精彩“窑变”。吴越人接受中原农耕经济后,更易接受齐鲁教化。吴越人原本率性直真,质胜于文,难就羁束,流俗不佳,即如《后汉书》所称的“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后汉书·李忠传》)。又因地理复杂,结伙劫盗之徒屡屡出没。秦汉以降,良吏为改善吴越流风所开展的劝督农桑等移风易俗之举,便从无止息,乃至有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的鬼信风俗而令行禁止,“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由此可见施行教化的具体入微。逮至西晋,吴越习尚已大有改观,从而萌发了文化自我定位的内在冲动。东吴陆逊之孙陆云,曾梳理吴越文脉:“国士之邦,实锺俊哲。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晞。高踪越于先民,盛德称乎在昔。

详情

【浙学与浙商】两晋之前浙学传统的成长

南北同爨:两汉至西晋的北人南迁在机器工业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由人口与土地所驱动,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则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拓荒时代,土地并不成为问题,人口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东西皆概莫能外。秦汉一统后,江浙地区渐次勃兴,不仅文化加速融入中原,经济亦凸显后发优势,其动因即在于江浙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约140年时间,江南户数增加871837户,人口增加3303487口。同期全国总户口数,由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动荡,以及东汉时期异常频发的天灾,而处于净减状态。一增一减,江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值也从西汉年间的8%,陡升至东汉时的17%(见表1)。表1两汉时期江南地区与全国人口变化对照表显而易见,自汉代起,全国人口重心已出现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及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东汉之后实际依然延续,甚至在三国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占比一度达到惊人的34%。江南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复杂,除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外,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两晋之前的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后,江南多数时间只

详情

【浙学与浙商】浙江民营经济繁荣的文化逻辑

“文化基因”一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英国人类学家道金斯最早以“Meme”这一新的文化概念表达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近年来,“文化基因”在国内被广泛提及,其基本概念指涉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要求文化在积累与再生产中纵向复制,并强调不同时期文化与同时代社会主体的动态结合。此外,生物基因的独有特点和遗传属性使得“文化基因”带有典型的区域特质。因此,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构成逻辑,即是浙江特有的崇商传统与地域民本特质二者的互构与交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中不断演化,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范型。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的互构与交融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本”在“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强调人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本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基本反映其所处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归于人的价值目的,关注人的发展,强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则主要表现为“欲望”“需求”“价值”等精神内容。浙江自古深受崇商文化影响,商业化较之于其他地域更为发达。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

详情

上一篇:下一篇:
返回列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