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研究动态  专家观点

陈寿灿:“四千精神”的时代价值

作者:    2024-05-01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精神是文化价值观的充分体现,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反映时代客观需要的各种意识的特质提升,进而成为界定社会价值判断的行为标准。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的基本精神必然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领会,对于广大人民起到涵养、熏陶作用;二是具有激励进步、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文化价值观是对地区长期历史实践中的集体行动的思想概括,它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标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特定精神资源有迫切需求时,相应的精神资源即会被发掘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不畏艰难、勇于拼搏、敢于冒险,在浙江大地上书写了一幅“农民变居民、老乡变老板、晒场变市场、会场变工厂、集市变城市”的感人历史画卷,用生动实践锤炼出“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四千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浙江实践的精神写照,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与时代价值。

  

一、“四千精神”是浙商创新创业的人文标识


“四千精神”生发于浙地崇商的文化传统与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质,是源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改革开放鲜活实践中自发生成的宝贵品质。面对自然资源不足,浙江要从物质匮乏、经济短缺中走出来,面临着生存困难与发展受限的双重困境。当求生、求变、求富的欲望上升为一种行动,成长于民间的意志升华为一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新创业精神。从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的惨淡经营到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辉煌成就,“四千精神”是其中的力量源泉。浙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为内在支撑,凭借拼搏、积极、向上的创业热情以及敏锐、洞见的经营智慧回应市场的各种挑战。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乃是中国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奋力攀升的重要缩影,凝聚着代际浙商的求索与顿悟、奋起与自强。

“四千精神”的演进史,是见证浙江改革开放史、浙商精神淬炼史以及浙商拼搏奋斗史的精神缩影,是浙商创新创业砥砺前行的人文标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四千精神”仍然是浙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思想圭臬与实践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程度日趋加深,市场经济主体面临着产品快速迭代、设计开发周期缩短、消费者需求趋于多样等新的发展挑战,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节奏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同时伴生新的市场矛盾与发展问题,浙江民营经济正处于新的历史转轨时期。

在此背景下,浙商以“四千精神”为引领,在内敛实干、注重实际中紧扣市场发展脉搏。浙商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革,领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积极探索社会共治、企业合规等发展模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坚持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多向拓展,推动浙江民营经济走向更广阔市场舞台。由此观之,“四千精神”即是浙商未来发展的精神优势,浙商在砥砺前行中将不断丰富“浙商精神”的内涵,以饱满姿态适应复杂的市场环境,在应对未来挑战中再创辉煌。


二、“四千精神”是浙江红色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的《不畏艰难向前走》一文中指出,“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四千精神”既是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优良精神品质,且植根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形成与成形涵养于深厚的浙江文化、浙学传统,是地域性文化资源在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获取的人文觉醒。浙江文化、浙学传统、“四千精神”,三者在人文意蕴、精神内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既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具有可推及的普适价值,成为驱动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文化逻辑。

浙江人坚信惟创新者强、惟改革者进、惟开放者赢。“四千精神”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鼓舞着浙江人民敢于改革、善于创新、勇于担当,引领着浙江人民不畏艰难、创造价值、追求卓越。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秉承“四千精神”,不断拓展空间,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起步,在顽强拼搏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浙商既闯出了新路,也蹚出了名堂。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的“金名片”,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而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四千精神”的精神指引。“四千精神”是浙地创新创业精神的集中提炼,诸如“二板精神”、“义乌精神”、“四抢精神”、“围垦精神”等,皆体现为“四千精神”之于浙江地方的生动实践,同时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

因此,“四千精神”充分展现出浙江人民敢创新、敢拼搏、不怕难、不服输的精神面貌,融贯于浙江人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符合浙江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已然同“红船精神”“大陈岛垦荒精神”“蚂蚁岛精神”“海霞精神”等浙江红色文化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了浙江红色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

三、“四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精神的有机组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精神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人民主体与意识能动性的生动演绎,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和时代特质。作为主体自在自觉的意志体现、作为反映时代主题的实践典范、作为传承历史积淀的文化标识,“四千精神”不仅是浙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创新、务实、诚信、包容等干事创业特质,更深刻反映浙江人民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禀赋,成为“改革开放精神”之于浙江的独特地域呈现。

改革开放以来,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唯勤唯实、踔厉奋发,创造了浙江经济社会的精彩蝶变,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浙江篇章。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要求,浙江厚植引领未来的发展优势,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成为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实践样本。时代在变,四千精神所指向的思维与意志始终不变。作为改革开放精神的有机组成,“四千精神”在变与不变中始终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以“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浙江精神谱系已经并且继续是浙商的立身之本,是浙江民营企业生命力与竞争力的根基所在,是浙江人民自在自为、自强自信的人文符号。

综上所述,“四千精神”集中体现为浙江民营经济萌发与演进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探索与奋斗精神,是浙商创新创业砥砺前行的精神标识;“四千精神”深刻反映出浙江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坚定意志与精神风貌,是浙江红色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四千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浙江实践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精神的有机组成。



最新推荐

黄勇: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轨迹、成因和前景分析

根据我的观察和认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轨迹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从温台先发到全省覆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温台”范围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温州和台州不同,主要指温台沿海地区,还包括义乌、永康、绍兴等县。这些民营经济先发地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多地少,有的地方人均耕地甚至不足0.5亩。受环境所迫,历史上就有外出闯荡做小手艺、小生意的传统。实行改革开放后政策稍有松动,他们便闻风而起,率先办厂创业。据有关统计分析,1995年温台两市民营经济占全省比重曾达27%。向全省扩散则像一个“墨汁渗透”的过程。二是从能人挑头到邻里帮学。就如“头羊效应”,羊群跟着头羊走,形成了浙江在全国最为鲜明的“块状经济”特色。1997年我在省委政研室工作时组织开展了全省首次区域特色经济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共有306个特色产业产值超过1亿元的区块,其中50亿元以上的有16个。有的县特色产业占比甚至高达80%,全省平均接近40%。三是从专业市场到电子商务。贸易一直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只不过贸易方式在不断迭代升级,可称作“贸易为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沈祖伦省长针对浙江“资源小省”的省情现实,曾提出过“

详情

谢晓波: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与杭州“六小龙”的涌现

今天我围绕民营经济“新年第一会”的背景、民营经济“新年第一会”“浙江浓度”的背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与杭州“六小龙”的涌现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跟大家作个分享交流。一、民营经济“新年第一会”的背景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个时期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迫切需要针对新情况,提振民营经济预期信心,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联合国《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增速从2023年的2.7%降至2.4%,这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出口和海外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从国内来看,消费市场需求恢复缓慢,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拖累相关行业,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削弱了投资能力,导致民营企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从要素和转型来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

详情

刘亭:激发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

详情

上一篇:下一篇:
返回列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