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近代浙商作过高度评价，说“浙江人笃信‘义利双行’‘义利并立’‘以利和义’的信条，形成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儒商文化。”“浙江工商业者一向以其勤勉诚信的优秀品行，开银行，办企业，建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作为近代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近代优秀浙商不但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开拓者、推进者，而且他们勇担社会责任，胸怀复兴中华文化、文化强国、文化救国的情怀，致力于文化遗产保存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情文献收藏 保存文化遗产
古籍字画，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以延绵不绝，古籍字画的作用至关重要。浙商是著名儒商，一批近代浙商既是实业家，又是著名藏书家，他们在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岁月，痛感中华古籍字画的流失，不遗余力地进行抢救、保存，刘承干、张元济、庞元济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南浔巨富刘承干，自称“生平嗜书,与世俗珠玉货财同”。他历时20余年，花费30万元，广肆搜集北京及江浙一带藏书家所藏的文献典籍，又斥资12万元按照近代图书馆标准建嘉业堂藏书楼，庋藏最多时达20万册60万卷，成为江南地区的藏书中心，其所藏多为宋元明清的孤本、稿本、抄本等珍稀典籍。刘承干还摈弃私人藏书“聚藏为己”的观念，秉持“藏以致用”的开放理念，斥资20余万元雕版印书,先后刊刻《嘉业堂丛书》57种、《求恕斋丛书》36种、《吴兴丛书》65种、《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留馀草堂丛书》等丛书及《影宋四史》《八琼室金石补正》《旧五代史注》等单部精品，使众多珍稀文献得以流播。刘承干以藏书之富及所藏古籍品质之高，以刻书之多及所刻之书之精，被誉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20世纪藏书文化史上的丰碑”。
出版家张元济认为，文化遗产“事关国脉”。他以为中华文脉续命为己任，一生致力搜集、保存文献古籍。20世纪初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他“求之坊肆，丐之藏家, 近走两京, 远驰域外”，四处搜寻文献，专辟“涵芬楼”以藏之。1926年涵芬楼扩建为对外开放的东方图书馆，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藏书已达51.8万多册，图片、照片5万余幅，其中善本、孤本、稿抄本7万余册，还收藏了遍及中国22个行省及边远地区的地方志书2641种，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但“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他痛心疾首，表示“元济一息尚存, 仍当力图恢复”。1939年，他与浙商叶景葵、陈叔通、蒋抑巵等又创办合众图书馆，期合众人之力,“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合众图书馆得张元济、叶景葵、陈叔通、蒋抑巵等的捐藏，藏书很快达到22万余册，张元济称“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 不亚于‘东方’所藏”。
庞元济自幼嗜画，自称“嗜画入骨”，毕生从事实业和收藏两项事业，以实业的成功，实现了收藏的梦想。他以收藏书画、瓷器、铜器、玉器之丰，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大收藏家，尤以书画收藏著称于世。他积储20余年，收藏历代书画5000件，基本攘括了唐代以后代表性画家的作品，仅其所编辑的《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历朝名画共赏集》《中华历代名画记》就刊录所藏精品900余幅，其中唐、宋、元三朝名画精品约占三分之一。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王季迁誉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他聘请参与书画收藏管理的陆恢、张大壮、张砚孙、张唯庭、吴琴木、邱林南等，也都成为著名书画家，培养和影响了一批中华书画文化传人。
致力古籍出版 赓续中华文脉
出版是重要的文化产业，也是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对文化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代优秀浙商深刻认识出版业对于文化救国、文脉赓续的重大意义。陆费逵曾说，“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文化系焉”。张元济认为：出版“关系中国文化之前途”。所以，浙商创办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国近代三家最大的出版机构，扛起了民族出版业大旗和文化传承重任。
三大书局在经营上虽各具特色、互有竞争，但对文化传承的旨趣高度一致。
一是都把出版文化典籍、保存传统文化作为重要使命。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的张元济实际主持商务印书馆50余年，毕生为抢救、出版文献典籍呕心沥血。他曾在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他主持商务印书馆辑印了大量古籍丛书和单部古籍精品，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续藏经》《道藏》《学海类编》《学津讨源》等，使大量珍贵古籍得以流传。从1912-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仅丛书就有53种（含子目8992种），古籍占商务印书馆出版物总数的一半强。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也出版了众多古籍，其中最重要的是《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这两部古籍的出版充分体现了陆费逵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沈知方主持的世界书局则从众多祖国医学文献中，选取精本、孤本、抄本、未刊稿编纂出版了《珍本医书集成》，对保存中华医药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为“古书续命”（张元济语）的重大工程，为光大中华文化、赓续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教科书关系人才培养，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陆费逵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在近代，浙商三大书局掀起的教科书革命，史无前例。张元济在晚清实行新学制后，立即组织力量编写了最新教科书系列，其中仅经学部审定的初等小学教科书就有52种，占全国的52.9%。辛亥革命以后，商务印书馆又及时编写《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与中华民国同日诞生中华书局，成立之初就推出了《中华新教科书》，包括小学、中学、师范教科书71种。沈知方的世界书局也于20年代推出《新学制教科书》《新主义教科书》《新课程标准教科书》等系列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对育人、化人、文化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出版杂志。商务印书馆创办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图书汇报》《少年杂志》《政法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英文杂志》《英语周刊》《科学杂志》《儿童画报》《儿童世界》《小说世界》《自然》等杂志，都曾风行一时。中华书局创办了《大中华》《新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儿童界》《小朋友》等，其中《小朋友》刊行至今已逾百年，成为近现代出版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世界书局则创办了《家庭杂志》《红玫瑰》《侦探世界》等杂志。这些杂志为传播知识、推进学术、培养人才、传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接续兴学助教 培育文化传人
近代优秀浙商深刻认识教育对于人才培养、强国救国、文明传承的重要意义。叶澄衷曾说，“非育才，无以图强”；“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陆费逵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国民教育是“百年树人，为国家长治久安、日进文明之大计”。所以捐资兴学助教，成为近代优秀浙商普遍的责任担当。
近代浙商兴学助教具有鲜明特点。一是开风气之先。经元善1893年募集资金在上海创办经正书院，以中西文化并重，培养通晓中西的人才，是上海最早的民办新式学堂之一。1897年张元济筹资在北京创设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培养维新人才,是北京最早的私立新式学堂之一。1898年经元善、严信厚等在上海发起创办经正女学（又称经氏女学），破数千年女子入学之禁，开国人自办女学之风，为日后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蓝本。二是办学群体大、助创学校多。近代浙商以经济中心上海为大本营，发展于全国及海外，且队伍庞大、实力雄厚，他们在经营地及故乡，捐助兴办了难以计数的各级各类学校。略举其要者，如1898年严信厚捐建储才学堂（今宁波中学），1901年胡趾祥、胡藻青父子出资6.8万元请项兰生创办杭州安定学堂（现杭州第七中学）。1905年吴锦堂在慈溪捐资兴办锦堂学校，后又累计捐助该校28万元，使学校成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1908年陈春澜捐资4万元创办春晖学堂，后又续捐20万元兴办春晖中学。1915年秦润卿、李寿山筹资创办慈溪普迪学校，1925年筹资续办普迪二校，1942年又筹资创设储能中学（今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储能中学）。1920年严康懋捐资10万元，创办康懋学校。1921年刘鸿生出资23万余元，与朱葆三等创办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1925年张静江、庞元济等捐资创办南浔中学。严子均、严修、李祖绅、吴鼎昌等先后捐助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包括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钱新之捐助上海市北公学、南洋公学（中学）、浦东中学、上海商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史料载“海上著名之学校，重赖先生（即钱新之）之提携维护而得以成立者，枚不胜数”。此类义举，确实不胜枚举。三是父子接续、多代承继兴学助教蔚然成风。如朱葆三、朱子奎接续捐办定海申义小学近40年，顾乾麟创设叔蘋奖学金后，三代人接续85年延续至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存续时间最久、惠及人数最多的奖学金工程。
叶澄衷父子及受助者的接续兴学助教堪称典范。1899年叶澄衷捐地25亩、出资10万两创建上海澄衷蒙学堂（今上海澄衷高级中学），并遗嘱家人完成兴学宏愿，成为上海第一个独立捐地出资兴办近代教育的商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盛赞他是“卓尔不群”的“贤豪”。1900-1902年，叶氏诸子遵嘱接续捐银20万两助建学堂，添设中学和师范科，并请学堂总教习蔡元培代理校长，使澄衷学堂成为上海最具规模和影响的学校之一，学堂培养了胡适、竺可桢、李达三、陆俨少、钱君陶、吴一峰等一大批著名人士。叶氏父子还在家乡镇海续办叶氏义塾，后发展成中兴学堂（今镇海中兴学校），培育了包玉刚、邵逸夫、叶庚年、赵安中、包玉书、包从兴等著名爱国企业家，他们继承叶澄衷的文化情怀，接续捐助文化教育事业，为中华文化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