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轶清：民间投资罕见负增长，浙江民企如何破局？

原因分析

民间投资是反映市场经济活力最直观的指标之一，对于中国经济稳增长意义重大，也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所在。自2012年有民间投资统计口径以来，全国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始终保持在55%以上，承担了一半以上的投资权重。

近年来，受国内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国际局势多变等因素影响，企业发展环境严峻复杂，对未来盈利预期下降，决策趋于审慎。不少民营企业出现投资方向不明、投资意愿不强、投资动力不足等问题。2020-2022年，全国民间投资平均增速仅为3%，比同期的整体投资平均增速低了1.3个百分点。今年5月开始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是各种利空因素叠加的结果。

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外需均呈现疲态，是制约民间投资不振的根源性因素。今年5月全国PPI同比下降4.6%，已经连续8个月负增长，物价的持续回落表明需求在萎缩。疫情缓和后，供给端得到有效修复，但需求侧回升缓慢，供需矛盾放大使得物价不断走低。从外需来看，5月出口额（以美元计价）同比下滑7.5%，比上月大幅回落15个百分点。1-5月出口同比仅增长0.3%，显示外需压力不小。承担内循环重任的内需市场同样疲软，绝大多数行业和领域产能过剩，市场饱和企业销售困难。2022年，全国最终消费只占GDP的53%，居民消费只占37%，严重过低的消费率，更加凸显投资率过高。

货币政策力度较大、流动性宽裕，融资难问题得到较好缓解，但“金融空转”现象使得相当部分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循环。年初以来，金融体系靠前发力，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水平持续保持在12%以上高位水平，然而，狭义货币（M1）同比增速与社融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却整体处于偏低水平。这意味着相当部分资金未真正进入实体循环。因为实体部门预期较差，扩大生产经营的意愿不强，企业获取较低利率的贷款后转为银行理财或回存进行政策套利。积极货币政策释放的巨量流动性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导致不同产品间多层嵌套，引发“金融空转”，甚至可能诱发“流动性陷阱”，使得金融助力民间投资的政策工具打了折扣。

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的隐性障碍仍然存在，导致民间资本参与重大投资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在各地支持民间投资的举措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这些项目不仅投资额度大，而且覆盖领域广。民间资本可通过工程建设、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合作经营、参与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参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机会饱和的情况下，这些投资领域理论上可以成为民间资本的蓝海，但现实中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仍然存在千丝万缕的阻碍。

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例，这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重要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PPP实践已有30多年的历史，2014年是我国新一轮PPP实践的开局之年。截至2019年7月13日，全国PPP项目的累计成交规模为14.98万亿元，累计成交项目数为9933个，其中民营企业成交规模占22.25%，成交个数占39.86%，而2015年12月民营企业的成交规模占比为47.80%，成交个数占比为60.50%。可见，民营企业无论是成交规模还是成交个数都明显下滑，且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资本的参与度明显偏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更多为政府与公共资本的合作，即“公公合作”占绝对优势。这已背离国家规划的初衷和政策预期。

创业投资和债券融资明显下滑，新型民间投资渠道后劲不足。创业投资作为支持科技型企业早期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意义重大，也是民间投资的重要渠道。近年来，由于民企投融资信心不足，导致浙江创投机构尤其是民营创投募资金额下滑。浙江的创业投资行业曾经走在全国前列，但近年来却出现了创业投资总额、投资项目数下滑。浙江创业投资行业在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另外，作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浙江民营企业在债券融资上呈现收缩状态。截至2022年底，浙江累计违约债券数量47只，违约债券余额318亿元，涉及房地产、建筑工程等多个行业且均为民营企业，严重打击了市场对民企债券的信心。不仅如此，这些企业作为行业领域的龙头，他们的违约给上下游带来了很大冲击，削弱了民企的融资和投资能力。

资本市场波动震荡加剧，上市公司和股民的财富效应下降。受各种因素影响，2022年以来资本市场波动较大。2022年A股总市值累计蒸发超过13万亿元，股民人均亏损超过6万元。今年上半年继续处于总体亏损状态。疲弱的行情直接影响了股市可能带来的财富效应——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并购能力和股民个人的投资消费能力减弱。

以杭州知名的四家互联网上市公司为例，截止到今年5月，蘑菇街、51信用卡、中国有赞、涂鸦智能，与其历史高点相比，市值跌幅均超过95%！2018年上市的蘑菇街，有“时尚电商第一股”之称，巅峰时期市值达30亿美元。最新总市值仅2000万美元左右，较历史高点缩水近99%。同样在2018年上市的51信用卡是国内最早从事信用卡账单管理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其股价不足0.1港元/股，市值仅剩1.33亿港元，与巅峰时期的100多亿港元相比，缩水幅度差不多也是99%。SaaS服务商中国有赞，股价从2021年初的4.52港元跌到目前的0.168港元，市值从770亿港元跌到30.95亿港元。深耕物联网赛道的涂鸦智能，股价从2021年初的21.14美元/股跌到目前的1.85美元/股，市值从219亿美元跌到10.65亿美元。

如果仔细分析分项数据，导致民间投资负增长最主要的短板还是在房地产领域——今年1-5月民间项目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4%，比全部投资高5.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6%，对民间投资还是有比较大的正贡献。这说明年初以来提振民企信心的一系列举措成效初显。民间投资负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是被房地产行业拖累。今年1-5月整体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7.2%，考虑到国企对房地产的投入比较稳定，民企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应该更低。

浙江经济发达，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居全国前列，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38年和22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但由于房价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其人均负债也较高。浙江人均住户贷款额即居民家庭负债，略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另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1年9月末浙江住户贷款总额是68171亿元，按常住人口平均计算，浙江人均贷款为10.56万元，超过人均存款10.45万元1100元左右，说明很多浙江人处于负债状态。

今年1-6月，浙江全省涉宅用地成交18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同比下跌39%，成交金额1883亿元，同比下跌37%，量价均创近5年以来新低。6月份土地成交价全省平均溢价率6%，整体溢价较上月继续下降。流拍率6月份上升明显，升至16%。在2022年低基数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仅杭州、宁波、舟山成交量同比回升，其余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其中湖州、台州和金华降幅超30%，多数城市仅完成去年成交量的3-4成。规模居前的祥生、佳源、中梁等浙江省内开发商，都遭遇较大的困难。

从全国范围看，个人房贷违约率已经连续两个月抬升至疫情以来的高位，反映出居民资产负债表存在问题。由于房企的融资改善很有限，如果销售持续低迷，可能引爆地方政府债务和金融系统潜在风险，诱发一系列的系统性风险。

对策建议

面对民间投资疲弱的现状，方向性问题要靠宏观政策、结构性问题靠改革调整。要实现民间投资的可持续增长，短期靠消费，长期靠创新。民间投资可持续的保障是有效需求，根本在于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预期，以及整体营商环境。

建立鼓励民企投资的正面清单，汇总梳理近年来各项惠企政策，改善政府信用，提升民企信心和预期。近年来特别是疫情以来，从中央开始省市县各级政府惠企扶持政策密集出台，需要梳理汇总归类。特别是最近发布的重磅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改善了民营企业的信心和预期。在此基础上配套可供具体执行的“菜单”。落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严格执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等，提升投资回报率，扭转民企预期。

不断扩大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实施准入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持续深化投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严禁任何部门以任何形式增设民间资本准入条件，创造公平市场准入环境，并对照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工程发包等领域，持续清理和废除限制民间资本公平参与、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各类“潜规则”，进 一步规范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深入开展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拆除民间投资“隐形障碍”。

深化混改试点，改善民企投资便利度，降低政府投资、国企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扭转民资参与重大投资的“小马拉大车”现象。民营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意愿和能力是扩大民营资本投资广度深度的重要途径，当前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还存在难点和堵点。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参与难度较高，从投资环境看，参与便利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要切实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缓解民资在参与投资规模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时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真正起到小比例民资激活大项目效率的民企机制优势。

扩大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覆盖，市场和行政手段合力强化民生兜底，激活有效需求，为民间投资提供持久驱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远低于实际失业人数，现在急需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对失业保险暂时覆盖不了的人群，则提供失业救济“安全垫”。此外，城镇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都需要尽快扩大有效覆盖。单纯刺激消费效果有限，只有普惠型的公共服务才有助于从根本上解除消费者后顾之忧，从而持久拉动有效需求。

重点针对房地产产业链风险实施精准“排雷拆弹”，防范房地产行业风险的升级、扩散和蔓延。综合来说，房地产的相关贷款占银行信贷的40%、房地产的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居民财富60%都在住房上。作为民间投资权重最大的板块之一，浙江房地产领域也存在亟需化解的矛盾和风险。房地产牵一发动全身，要着力破解债务危机、信用危机、停牌退市危机、逾期交房危机、退房停贷危机、房企破产危机、高库存与供应的结构性危机、房地产拖累经济下行危机，以及可能由此诱发的对地方财政和金融系统的冲击。从融资端、需求端、政策端共同发力，稳住房地产，不仅事关民间投资稳定，也关乎经济大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