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1150-1223）字正则，生于温州瑞安“贫匮三世之家”，在艰苦环境中勤奋力学，淳熙五年（1179）以进士第二名入仕，从政三十余年，以从二品致仕。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著述讲学，学者因称水心先生，著作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文集》《水心别集》等，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南宋浙学的代表人物。
叶适经历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繁荣，与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傅良、陈亮等知名学者交集广泛，又下世最晚，使他有机会对宋代新儒学运动做出系统反思。他对儒家精神的体认，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儒家之道，是立足于经济事功的外王实践，通过“习学”方式实现内圣，即先外王后内圣，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追求先内圣后外王的一条鞭法形成对照。叶适的外王内圣之道与他“道不离物”、“即器言道”、“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等哲学主张密不可分，他一方面把道作外向推展，使之与典章礼仪、名物器度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就《论语》发明“习学”工夫，就《孟子》阐述“内外交相成”之道，把已经推展至器物中的道拉回到人身之内，从而实现外王与内圣的统一。
基于这样的本体工夫理论，叶适发扬“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黄宗羲《艮斋学案》案语）的传统，阐述自己的实事实功思想，提出“务实而不务虚”的命题。他说：“欲明大义，当求公心；欲图大事，当立定论。自献者追愤，自安者忘仇，非公心也。勇者惟欲进，怯者惟欲止，非定论也。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条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谓公心矣。措己于安，而制敌之危，斯所谓定论矣。”（（水心文集（补遗）》《历代名臣奏议·九七》）“务实而不务虚”，才能有“公心”、“定论”，公心就在实物之中，体现了叶适把“义理”和“功利”统一起来的思想。
叶适反对忽视功利专尚义理的理学空谈，以为：“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举，……皆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盖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岂能尽天下之虑乎？”（《水心别集》卷十）他批评“无事袖手谈心性”的理学家说：“奇谋秘画者，则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则止于亲征迁都；沈深虑远者，则止于固本自治；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精论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为无辨。小人之论如彼，君子之论如此。”（《水心别集》卷十五）理学家们把“义理”和“功利”对立起来，只承认义理，否定功利。叶适指出，“以功业为可略”而高谈性命义理，即使议论如何精深，也只能是空言，只有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以利和义”，才是正确的义利观念。
叶适对儒家典籍中讨论义利问题的三种经典表述进行了比较，认为义必须存在于利之中，不存在抽象的义利之别。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
“何必曰利”则是孟子见梁惠王时说的第一句话，鲜明体现孟子义利对立、舍利取义的思想观念，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的论述正是这种义利观的体现。孟子的义利之辩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成为思孟儒家的代表性观点。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求其道不计其功。”将道与谊（义）放在了功与利的前面，要求统治者树立义重于利的观念，全心全意考虑义的问题，不谋求私利。董仲舒在这一论题中将义、利对举，有浓烈的“义利之辩”味道。朱熹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求其道不计其功”作为白鹿洞书院的院规，表明他对体现其中的义利两分、舍利求义思想的认同。
叶适对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舍利取义的义利观予以批评。他说：“‘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予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而。”古人获利但不独占，有功但不自伐，正是因为这些有德之人去谋求利益功劳，然后将利益功劳分给别人，才能获得道德正义的美名。如果追求利益功劳这个做法是错的，不去谋求功利，那何来与人分享功利，道德正义之名又从何说起呢？
“利，义之和”的说法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九年穆姜所言：“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勿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这段话以后被《易传》所沿用，见于乾卦之《文言》。“义，利之本”的说法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赵衰之语：“《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 “利，义之和”和“义，利之本”两种说法中的“利”都是指民利，就是《春秋左传正义》所说的“有德有义，利民之本”的意思，所以叶适说：“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而“何必曰利”之说中的“利”是指个人专利，所以叶适说：“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义利本身本不对立，关键是所追求的利是谁的利，如果是民利，则这种利就是义。义利之辨是相对的，义必须具体到什么人的利中才能显现自身，不存在抽象的义，道义离开功利就是空谈。
在叶适看来，追求物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但不生而，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相去几何？”天理与人欲都是人情感动的结果，二者是一致关系，不能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人的感性欲望需要尊重，只是物欲需要与道德结合起来，而且受道德约束。道义与功利是一体两面不可分，义应该同利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对立，“利，义之本”，即利益也是道义的基础。既重视现实效益，又崇尚道义，义利并行就是其“崇义以养利”观念的主要体现。叶适晚年还提出过“成其利，致其义”的主张，直观地点明“利”是实现“义”的途径，“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义利相和”的义利观念贯穿叶适学术人生的始终。
叶适肯定公利的义利观，主张以“利”实现“义”，而非用“义”来限制“利”。 实德最终应回归到“民利”层面，实德是以众人切身利益为最终落脚点，道德并非虚无缥缈的空谈，应在实际行动上体现出来，“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彰，古今之大患也。”叶适从外王内圣之道重新审视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以为士农工商的生产活动都是开展“学而时习之”的外王工夫实践，“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建议士农工商协调发展，反对抑制商品经济，以民利推动实德，实现儒家治道理想。
叶适“以利和义”的义利观在晚清时期为孙锵鸣、孙衣言、孙诒让等温州籍学者继承，成为发展近代温州工商业的内在思想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快速发展，温州商人不遗余力发展经济，同时热心公益，都可以看到这种义利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