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研究动态  智库要闻

创造商业文明新形态——第二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在杭成功举办

作者:    2022-12-04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中国发展迎来新的战略机遇,也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中国企业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路径来转危为机。商业伦理不仅是新时代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赋能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GV4A7970_1200x450.JPG

12月3日,第二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在浙江杭州成功举办。全国三十多家科研机构、高校智库的专家学者和行业组织、企业界的代表线上线下参会,纵论新时代中国商业伦理。

640_575x383.png

本次大会由中国伦理学会、浙江省社科联指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联合主办,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商业伦理研究所承办。

1676339622257157.png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郭华巍在致辞中表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企业承担着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商业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处理自身与创新强国,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等时代命题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商业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他强调,智库在社科研究中应高度重视,兼容并蓄,着力构建中国特色自主性商业能力知识体系;须深入调研,咨政建言,着力服务中国特色商业伦理政策制度体系建设;更要积极发声,加强引导,着力发挥智库促进企业商业能力发展的引领作用

1670231746968085.jpg

大会上,七位专家围绕“新时代商业伦理创造商业文明新形态”的主题,分别作精彩发言,多维聚焦,深度探讨新时代中国商业伦理的时代内涵、重大意义和建设路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再次受邀参加大会,并作“中国传统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报告。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核心思想就是要均衡、要平准、要轻重。判断和解决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保持政策的中性,用公正的方法看待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均衡发展;二是要调整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结构,尝试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三是要营造大型企业的开放环境,包括大型企业内部开放、互相开放、对民营企业及小型民营企业的开放,以此来加强劳动分工;四是要有一个平准的金融结构,必须有一大批金融机构专门为中小型企业服务;五是要建立国家的统一市场,统一每一个省的市场规则;六是要实现制度性的开放,通过行政体制改变减少制度性开放的阻力;七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壮大民营企业来接续国有企业的引领势能;八是要设立专业的、中性的经济政策机构,改变决策机制,达到决策平准。

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稻盛商道研究院院长曹岫云“卓越商业伦理的杰出典范”主题报告。他认为,稻盛和夫是通过光明大道,达到最大成功的典范,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与彻底的现实主义优美融合的典范,是卓越商业伦理的杰出典范。在京瓷,稻盛和夫改变了“技术为世”的企业目的,将其定义为“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激发员工内心的共鸣,获取他们对企业长时间的全方位的协助,京瓷公司从此突飞猛进,成为举世罕见的高增长、高收益的企业。稻盛和夫出任日航会长第一天就给全体员工发公开信,公开声明在日航的目的就是要让辛苦工作的全体员工获得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稻盛和夫从心底里相信,企业每一位员工都具有同自己一样的良知,领导人的工作主要是用自己的良知激发众人的良知,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数字时代的营销伦理”主题报告。他用《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概括了数字时代的营销伦理。志于道,直播带货者的现实光环与终极光环,体现在主播与用户的三种关系,包括基于交易的线上导购与顾客的利益关系,基于内容的偶像粉丝的情感关系,以及基于对话的偶像粉丝的精神关系。据于德,营销主体的角色定位与使命,消除直播和带货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要基于企业定位的营销主体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还要在更高层次上定位自身作为大众传播者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依于仁,直播带货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应是墨子的“兼爱”,以用户为重,爱所有的人,“兼相爱”最后落实到“交相利”。游于艺,直播带货者需要具有数字素养,人文素养,也应是多才多艺的。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王小锡教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伦理之维”主题报告,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伦理道德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他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快速度、高效益、高品质的发展,是地区经济、经济结构等协调的发展,是与生态文明同步发展的发展,是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是资本理性化的发展,更是促进人的生活高质量的发展。他同时提出,决策者、企业家道德精神的不断张扬,也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师大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作“当代中非发展合作的伦理价值及其阐释”主题报告。他提出,中国人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个阶段,现在正进入让 “中国美起来”的第四个阶段。从宏观、微观层面,时间、空间维度,中国、西方比较等方面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展可知,中国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带来美好的机遇,中非发展合作能够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具有伦理性、道德性和现代性。有效推动实现美人之美、成人之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就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商业伦理,也是未来中国发展模式最大的道德价值。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春晨“数字技术对商业伦理的挑战”主题报告。他认为,数字技术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导力量,已经融入到经济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的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技术在商业活动中的应用对传统的商业伦理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如数字平台垄断对商业公平竞争伦理的挑战,“去劳动关系化”对传统劳动关系伦理的挑战,数据侵权与消费者隐私伦理的挑战等,他建议,应建构大数据时代的法律规范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坚守底线原则,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服务好人类,使人们能平等,自由,安全地享受科技创新发展的成果。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伦理学会会长、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商研究院院长陈寿灿教授在“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主题报告中,解读《之江新语》一书中关于浙商文化的经典阐述,追溯浙商文化的历史渊源,提出浙商文化的未来向度。他强调,浙商文化创新与发展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接着讲”中“自己讲”“讲自己”,以创新理论的勇气和深度实践的底气,回答时代之问,浙江之问和浙商之问。浙江文化所内涵的伦理追求、价值导向是引领新时代浙商再创辉煌的精神力量。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将引领浙商走向商业文明新形态。

下午,大会在分会场浙商大创业园举办圆桌论坛,由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浙商大创业园董事长赵浩兴教授主持,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嘉宾们围绕“浙商书院的新时代使命——商业伦理与浙商赋能”的话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中非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何烈辉谈了从自身经历引发对企业家精神追求和商业应有伦理边界的思考;天使湾创投CEO、联商网董事长庞小伟分享了他对“美好”企业愿景和价值观的理解,及其知行合一的企业实践;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社长鲍观明交流了提升信心,坚定信仰,塑造信誉,文化赋能浙商发展的做法;浙江工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书记江辛教授则表达了聚合各方力量,将浙商书院建设成为汇真知汇真学汇真想的交流、学习、提升的平台,赋能浙商、引领浙商、成就浙商的热切期盼。

浙商研究院院长陈寿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二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的成功举办,在中国商业伦理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期望今后浙商大智库以此次大会为引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商业文明新形态的建设,产出有思想有深度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仅弘扬新时代的浙商精神,助力浙商发展,为推进浙江的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建设贡献社科力量,还要为引领中国商业伦理实践发展,增强中国商业伦理的国际化能力,提升中国商界的国际话语地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最新推荐

【浙学与浙商】 “衣冠南渡”:“重实”学风与浙人气质的塑造

自然、事功与德性:东晋吴越文化的自我定位仓廪实而知礼节。北人南向的流移,带来中原先进农耕技术与农业生活方式,而内在于技艺与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与思维模式,也在南北双方的生活融合中,逐渐渗透进吴越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渗透,绝非吴越对中原心灵趣向的机械复制与附和,而是双方由分处走向同爨时彼此观念与价值的内向熔焊,是一种当时难以察觉而后世可以明晰的精彩“窑变”。吴越人接受中原农耕经济后,更易接受齐鲁教化。吴越人原本率性直真,质胜于文,难就羁束,流俗不佳,即如《后汉书》所称的“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后汉书·李忠传》)。又因地理复杂,结伙劫盗之徒屡屡出没。秦汉以降,良吏为改善吴越流风所开展的劝督农桑等移风易俗之举,便从无止息,乃至有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的鬼信风俗而令行禁止,“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由此可见施行教化的具体入微。逮至西晋,吴越习尚已大有改观,从而萌发了文化自我定位的内在冲动。东吴陆逊之孙陆云,曾梳理吴越文脉:“国士之邦,实锺俊哲。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晞。高踪越于先民,盛德称乎在昔。

详情

【浙学与浙商】两晋之前浙学传统的成长

南北同爨:两汉至西晋的北人南迁在机器工业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由人口与土地所驱动,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则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拓荒时代,土地并不成为问题,人口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东西皆概莫能外。秦汉一统后,江浙地区渐次勃兴,不仅文化加速融入中原,经济亦凸显后发优势,其动因即在于江浙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约140年时间,江南户数增加871837户,人口增加3303487口。同期全国总户口数,由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动荡,以及东汉时期异常频发的天灾,而处于净减状态。一增一减,江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值也从西汉年间的8%,陡升至东汉时的17%(见表1)。表1两汉时期江南地区与全国人口变化对照表显而易见,自汉代起,全国人口重心已出现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及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东汉之后实际依然延续,甚至在三国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占比一度达到惊人的34%。江南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复杂,除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外,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两晋之前的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后,江南多数时间只

详情

【浙学与浙商】浙江民营经济繁荣的文化逻辑

“文化基因”一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英国人类学家道金斯最早以“Meme”这一新的文化概念表达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近年来,“文化基因”在国内被广泛提及,其基本概念指涉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要求文化在积累与再生产中纵向复制,并强调不同时期文化与同时代社会主体的动态结合。此外,生物基因的独有特点和遗传属性使得“文化基因”带有典型的区域特质。因此,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构成逻辑,即是浙江特有的崇商传统与地域民本特质二者的互构与交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中不断演化,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范型。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的互构与交融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本”在“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强调人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本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基本反映其所处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归于人的价值目的,关注人的发展,强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则主要表现为“欲望”“需求”“价值”等精神内容。浙江自古深受崇商文化影响,商业化较之于其他地域更为发达。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

详情

上一篇:下一篇:
返回列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