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研究动态  智库要闻

浙商研究院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会”

作者:    2022-10-21

1667785609237406.jpg

10月21日下午,浙商研究院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会”专题会议。院长陈寿灿领学了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同与会者一起认真领会二十大报告精神,交流分享学习心得和感悟。


图片

陈寿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浙商研究院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必由路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作为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也只有从精神成长的规律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演进逻辑才能实现中华优秀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浙江正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在此过程中坚持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充分体现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价值指向;同时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浙江精神、新时代浙商精神,“浙江有礼”“最美浙江人”等省域文明实践持续开展,充分彰显了弘扬传统美德、发挥人文优势、激发精神力量的美丽风景。

图片

吴波(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贡献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新时代浙商企业发展的时代要求,成为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重大机遇,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路径。作为智库研究人员,我们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探究浙商高质量所面临的问题、凝练浙商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形成浙商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以高质量的智库研究助推浙商的高质量发展,实质性贡献浙江实体经济发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




图片

杨轶清(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浙商博物馆馆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民营企业是初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和主渠道之一,民营企业对于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如果处理得好,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也是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过程,这是一个既有利于社会,也有益于企业自身的双赢举措。其中关键是员工薪酬和管理层股权分配,结构和比重合理的股权分配,有助于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和骨干员工归属感创造力的持久激发。有竞争力的员工薪酬也是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础。目前不少浙江企业实践已经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未来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图片

赵浩兴(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工商大学中非经贸研究院院长)

学习二十大报告后,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深受鼓舞,倍感自豪。特别是总书记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三个第一”的论述,不仅为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兴旺、教育发展指明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和要求,也为我们每一位教育和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为国家育优才、为社会出真智的基本要求,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特殊时代,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党员教师要勇担时代使命,良知善行,知行合一,成为这个伟大时代不平凡的一份子。



最新推荐

【浙学与浙商】 “衣冠南渡”:“重实”学风与浙人气质的塑造

自然、事功与德性:东晋吴越文化的自我定位仓廪实而知礼节。北人南向的流移,带来中原先进农耕技术与农业生活方式,而内在于技艺与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与思维模式,也在南北双方的生活融合中,逐渐渗透进吴越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渗透,绝非吴越对中原心灵趣向的机械复制与附和,而是双方由分处走向同爨时彼此观念与价值的内向熔焊,是一种当时难以察觉而后世可以明晰的精彩“窑变”。吴越人接受中原农耕经济后,更易接受齐鲁教化。吴越人原本率性直真,质胜于文,难就羁束,流俗不佳,即如《后汉书》所称的“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后汉书·李忠传》)。又因地理复杂,结伙劫盗之徒屡屡出没。秦汉以降,良吏为改善吴越流风所开展的劝督农桑等移风易俗之举,便从无止息,乃至有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的鬼信风俗而令行禁止,“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由此可见施行教化的具体入微。逮至西晋,吴越习尚已大有改观,从而萌发了文化自我定位的内在冲动。东吴陆逊之孙陆云,曾梳理吴越文脉:“国士之邦,实锺俊哲。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晞。高踪越于先民,盛德称乎在昔。

详情

【浙学与浙商】两晋之前浙学传统的成长

南北同爨:两汉至西晋的北人南迁在机器工业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由人口与土地所驱动,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则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拓荒时代,土地并不成为问题,人口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东西皆概莫能外。秦汉一统后,江浙地区渐次勃兴,不仅文化加速融入中原,经济亦凸显后发优势,其动因即在于江浙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约140年时间,江南户数增加871837户,人口增加3303487口。同期全国总户口数,由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动荡,以及东汉时期异常频发的天灾,而处于净减状态。一增一减,江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值也从西汉年间的8%,陡升至东汉时的17%(见表1)。表1两汉时期江南地区与全国人口变化对照表显而易见,自汉代起,全国人口重心已出现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及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东汉之后实际依然延续,甚至在三国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占比一度达到惊人的34%。江南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复杂,除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外,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两晋之前的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后,江南多数时间只

详情

【浙学与浙商】浙江民营经济繁荣的文化逻辑

“文化基因”一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英国人类学家道金斯最早以“Meme”这一新的文化概念表达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近年来,“文化基因”在国内被广泛提及,其基本概念指涉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要求文化在积累与再生产中纵向复制,并强调不同时期文化与同时代社会主体的动态结合。此外,生物基因的独有特点和遗传属性使得“文化基因”带有典型的区域特质。因此,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构成逻辑,即是浙江特有的崇商传统与地域民本特质二者的互构与交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中不断演化,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范型。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的互构与交融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本”在“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强调人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本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基本反映其所处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归于人的价值目的,关注人的发展,强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则主要表现为“欲望”“需求”“价值”等精神内容。浙江自古深受崇商文化影响,商业化较之于其他地域更为发达。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

详情

上一篇:下一篇:
返回列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