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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与浙商】 “衣冠南渡”:“重实”学风与浙人气质的塑造

自然、事功与德性：东晋吴越文化的自我定位仓廪实而知礼节。北人南向的流移，带来中原先进农耕技术与农业生活方式，而内在于技艺与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与思维模式，也在南北双方的生活融合中，逐渐渗透进吴越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渗透，绝非吴越对中原心灵趣向的机械复制与附和，而是双方由分处走向同爨时彼此观念与价值的内向熔焊，是一种当时难以察觉而后世可以明晰的精彩“窑变”。吴越人接受中原农耕经济后，更易接受齐鲁教化。吴越人原本率性直真，质胜于文，难就羁束，流俗不佳，即如《后汉书》所称的“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后汉书·李忠传》）。又因地理复杂，结伙劫盗之徒屡屡出没。秦汉以降，良吏为改善吴越流风所开展的劝督农桑等移风易俗之举，便从无止息，乃至有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的鬼信风俗而令行禁止，“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由此可见施行教化的具体入微。逮至西晋，吴越习尚已大有改观，从而萌发了文化自我定位的内在冲动。东吴陆逊之孙陆云，曾梳理吴越文脉：“国士之邦，实锺俊哲。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晞。高踪越于先民，盛德称乎在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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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与浙商】两晋之前浙学传统的成长

南北同爨：两汉至西晋的北人南迁在机器工业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由人口与土地所驱动，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则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拓荒时代，土地并不成为问题，人口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东西皆概莫能外。秦汉一统后，江浙地区渐次勃兴，不仅文化加速融入中原，经济亦凸显后发优势，其动因即在于江浙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约140年时间，江南户数增加871837户，人口增加3303487口。同期全国总户口数，由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动荡，以及东汉时期异常频发的天灾，而处于净减状态。一增一减，江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值也从西汉年间的8%,陡升至东汉时的17%（见表1）。表1两汉时期江南地区与全国人口变化对照表显而易见，自汉代起，全国人口重心已出现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及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东汉之后实际依然延续，甚至在三国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占比一度达到惊人的34%。江南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复杂，除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外,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两晋之前的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后，江南多数时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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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与浙商】浙江民营经济繁荣的文化逻辑

“文化基因”一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英国人类学家道金斯最早以“Meme”这一新的文化概念表达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近年来，“文化基因”在国内被广泛提及，其基本概念指涉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要求文化在积累与再生产中纵向复制，并强调不同时期文化与同时代社会主体的动态结合。此外，生物基因的独有特点和遗传属性使得“文化基因”带有典型的区域特质。因此，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构成逻辑，即是浙江特有的崇商传统与地域民本特质二者的互构与交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中不断演化，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范型。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的互构与交融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本”在“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强调人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本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基本反映其所处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归于人的价值目的，关注人的发展，强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则主要表现为“欲望”“需求”“价值”等精神内容。浙江自古深受崇商文化影响，商业化较之于其他地域更为发达。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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