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中国经济的发展或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浙商该如何酝酿新一轮的战略和规划？上周五，三十多位浙江政、学、商界精英共聚“浙商研究中心2013年度春季论坛”，就新形势下的城镇化、金融改革、经济环境与浙商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把握城镇化发展契机 新型城镇化作为刚刚闭幕的“两会”关键词之一，将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深远的意义，而浙商早已嗅到了其中的机遇。
千岛湖高峰公司董事长梁绍荣认为，除了宏观经济改革与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更应看到城镇化与浙商发展。现在农村的发展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城镇化就是一次农村改革。
“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村发展的交通不方便，技术管理不到位，浙江土地面积比较小，人口五六千万。因此要转变为集约化生产力，途径就是农村城市化。”
城镇化建设该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梁绍荣也有自己的观点：“城镇化改革，一方面是农民的自愿，一方面是政府的领导。”梁绍荣表示，自己作为城镇化的实践者，建议不必过分拘泥于发展模式。“只要在引导与自愿的情况下操作，最终都可形成集约化生产经营，而集约化经营就是提高了生产力。遵循国家政策，在政府与农民间达到一种平衡。”
“城镇化，是浙商发展的再一次机会。”梁绍荣董事长表达了自己的信心。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宗和认为，城市化意味着资源高度集约、巨大的市场内需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一旦形成城市化，就将形成高质量的生产和产业，农民市民化。这也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提升，消费结构的提升。对于浙商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机遇。
浙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吕福新则认为，城镇化虽然是中国发展的要求，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城镇化发展长久而复杂。“盲目追求城市化，会让社会形成麻木感，甚至会出现粮食问题、国家民族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拥有大量资料收集及政策研究的基础上，让城镇化走农民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路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与转型依然是关键 “除了城镇化、海洋经济和金融改革，我认为浙商发展还面临第四个问题，就是素质制约、资源制约下的浙商转型。”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主任卓勇良表示，从2004年开始浙江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低增长的煎阶段，这让站在中国经济前沿的浙商群体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在面临素质型制约与资源型制约的大格局下，浙商不仅仅要看到这些浅层次的机会，更多的是要从更深层次层面考虑，包括企业的转型升级。
谈到浙商今后的发展，卓勇良将浙商现今的自我恐惧比喻为“阿喀琉斯之踵”。“随着资产的增加，浙商会出现信仰危机、社会责任危机。这些恐惧会变成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头上，对于企业家的发展和企业家的心理都会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在这样的巨大阴影下，最重要的还是推进体制改革。”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徐斌强调，“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粗放式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浙江经济低速增长并非坏事，我们应该在慢增长的当下注重环境的改善。因此在企业转变增长模式的过程中，无论浙商还是浙江人，都应该放平心态，追求可持续发展。”
吕福新认为，浙江拥有生态资源优势，今后就应该发扬优势。在国家大面积进行粗放式经营环境下，浙江经济发展应该率先与生态对接，注重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