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曾经以民营经济繁荣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但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下滑态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的排名已经大大落后，传统经济增长优势风光不再，在民营经济为主的企业界，不少企业停产转产、破产倒闭，企业老板跑路自杀等轰动新闻屡见媒体报道。与先前生机勃勃的创业高潮相对应，所谓“弃业”成为当前浙江私营经济领域并不鲜见的现象。
针对浙江社会经济和浙商发展中出现的此种现象，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举办专题论坛，讨论“浙商如何回归实业”。论坛于2012年3月23日在杭州举办，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张旭昆教授主持，来自 浙江省内专业研究机构、政府咨询部门、浙江工商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参加论坛，展开讨论。
一、关于浙江“弃业”现象及其成因
兰建平首先分析近十年来浙江经济的总体特征：一是浙江省实体经济在近十年当中弱化趋势明显，赚快钱快赚钱、习惯于复制克隆的短期追求，无疑对促进工业企业和实体经济繁荣发展有很大贡献，但也使企业缺乏创新积累。尽管不少企业能够很好地抓住机会切入全球价值链，从产品国际化、技术国际化、资本要素国际化等方面实现长足进展；但是，外贸出口导向、OEM商业模式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在培养起市场适应性的同时，缺乏市场主导能力，不能引领市场。义乌、永康这种市场国际化程度很高、效率高、反应非常迅速，但是创新引领作用不够。便宜货是中国货尤其是浙江货。实体经济弱化突出表现为引领能力不够、支撑能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够。二是实体经济虚化，加入WTO这十年出现了很多新东西，许多企业家讲八千人不如八百人、八百人不如八个人，PE投资、资本运作的高回报，越来越受重视，虚拟经营在董事长、总经理、地方长官心目当中占据相当比重。五年前浙江省奖励企业上市的做法很盛行，当地没有上市公司好象县长很没面子。鼓励企业从事资本经营、虚拟经营，以至于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市，借高利贷、借壳上市等等，这些都推动浙江实体经济走向虚化。同时，大量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离开制造业。持有烂尾楼本来是头痛事儿，可歪打正着成为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的最重要资产。三是企业经营环境变化巨大，浙江曾经是一方创业热土，民营企业大发展、人人想创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下海成为主题词，现在是国考成为主题词；以前政策支持办厂、支持创业，现在政策支持国考、支持PE、支持奖励上市、支持持有不动产。这些年政策聚焦到服务业，一讲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现代产业，就是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到工业就是污染、招工难、土地指标限制。2000年技术改造资金6、7亿，在财政收入迅速大幅增长的同时，十年过去技术改造资金一分没有增加。四是浙江自古以来都是重商文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浙江欠缺用优质产品引领商业发展，也是自古以来相对欠缺。从这个角度来讲，浙江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产业革命，否则只能是比较散、小的农耕文化背景下哺育出来的习惯于快速交易、短期交易的市场发展方式，出不了大企业。善于做小企业、做快企业、做专企业、做精企业，不善于做大企业、做引领发展的企业，缺少文化根基。包玉刚是大航运家，历史上浙江缺少山西那种大实业家。
杨轶清认为，当前“弃业家”现象有几种表现，原来做制造业的没了信心去做房产，有些做房产的没了信心去做金融投资，有些可能什么都不做干脆休闲人生、移民国外。放弃原来主业甚至放弃原来事业，有些是出于人生规划，有些可能出于对前途信心，担心市场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些是其他主观客观因素。关于“弃业”现象的原因，杨轶清指出，政府不象话，与民争利、操作，政府的职能、定位、职能表现的方式远远不够；企业不争气，顶不住诱惑该由企业家负责，但是政府创造让你没法安静的环境政府是有责任的。企业家精神是浙江最大的比较优势，创业能力、创业精神、创新意识，是当代浙商三十年最大的优势。客观上，是干不了、不想干、不让干同时存在。浙商精神体现在务实的、不嫌弃小、不嫌弃慢、不嫌弃被人家看不起，现在这样的浙商精神也在流失、淡化、弱化。
吕福新指出，近十年以来实业的弱化、淡化、虚化确实存在，是全国性现象，但是这个问题在浙江特别突出一点。实业以制造业为主体，但是边界可以扩大；制造业的弱化、虚化和淡化的现实原因，有制度政策原因，有浙江区域文化原因。加强和提升实业，但经济发展不限于此，中国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凌兰芳认为，浙江弃业家情况已经发生三四个年头了，第一个是离开实业、离开制造业、离开加工业，把转型升级理解为从二产转到三产、再从三产转到四产、从制造业变成服务业、从服务业变成信息业等等。我们看一个企业是不是发展，主要看它这个企业或者它这个行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并不是看你是做什么的。有时候做高新技术的做鼠标的做照相机做数码等等什么产品的，你是帮人家装配而已、是一个搬运工，如果卖臭豆腐的有品牌有配方，大伙排队买，我认为他就有转型升级、有自主创新成分在里面；宗庆后你说他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认为他的服务业要超过他的制造业，放心、诚信、便捷，特别是便捷这两个字是娃哈哈和可口可乐一个非常重大的特点，楼下不管往哪个方向，你大约在10分钟之内一定能买到娃哈哈、可口可乐，这就是他的便捷。
韩永学指出，“弃业”实际上带有始乱终弃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汇，可以用于那些还不起账负有责任的跑路者。那些卖股套现的，像张刚那种把小肥羊卖掉了之后，那些股东拿现金放弃不顾企业品牌价值，这种算弃业；其他转行的不算弃业，比方说李如成，他就不算弃业，做三十年服装不如做三年虚拟经济，雅戈尔服装作为道具、招牌、仍然是一个品牌存在，这种弃业现象存在就让它存在吧。中国传统文化中庄子思想强调，随性自然是道德所在。对那些不负责任、没有企业家精神、良知也没有的，我们应该鄙视他、讨伐他、痛斥他。
二、关于浙江经济和浙商发展“回归实业”及相关问题
兰建平认为，从GDP走在前列、人均收入走在前列，到现在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走在前列，这是新问题。能不能培育出寡头垄断这种新的大的龙头企业，是一个关键。领带让全球男人挂三条、袜子地球人每人十双，这种生产模式在新时期受到很大挑战。新时期回归实业，让实业能赚钱，让实业有品位，让实业有地位，需要制度创新，也需要作为企业主体认真考虑。一是产业整合以培养、培育有引领发展作用的龙头企业，有几个象浙江船业这种大公司就非常好了；二是对146家龙头企业重新考评，促使其真正起到带动影响辐射作用，给块状经济、产业集群做技术辐射、管理溢出；三是13个超千亿的大县大区率先走出低价格竞争的传统路径，现在这13个县区占全省GDP三分之一。连续7年没有考核工业经济投资指标，2012年重新纳入到对县市长考核指标体系，此事喜忧掺半，喜的是领导重视回归实业，忧的是存在新一轮工业低水平重复投资。到底路在哪里？企业家和地方官员要做很好的交流。最后，工业不等于实业，农业有相当部分也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工业当然是实体的主体，服务业也有实体的问题。当前所谓回归实业的问题，事实上是制造业发展越来越远离于经济转型。
吕福新指出，大企业、大产业、大项目、大平台这四大是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这四大提出来以后，还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项目和企业家的匹配性很重要，要不做企业就变很简单的事情。形成民间资本回归实业，良好的市场机会发现机制，政府企业的推动机制，企业家的执行机制等等。形成一种社会围绕四大大机制的选择机制、实行机制、推动机制，这是政府企业都需要考虑和研究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回归实业，如何回归？实业是什么？政府该干些啥？企业该干些啥？
杨树荫说，打个比方，如果说浙商是鱼，那么它应该回到水里去。我想这个水应该是市场，所以它的回归不管什么业，只要他回归市场就好了。改革赶紧要回到理性的立场上，回到经济规律的立场上，回到常识的立场上。浙商该到哪里，浙商毫无疑问该进入市场，这是个常识，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不行了，就像那个水是不是水太少了，或者水的温度太高了，或者水受到污染了，鱼待不下了。我们要检讨、反思或者找出病症的是要检查这个市场。十多年前“转型升级”，今天还在搞转型升级。市场经济当中的关键的要素制约比如说土地、水、电，包括价格、能源等等，实际上面都是政府在控制，政府在调节，离市场经济很远。企业的转型升级是靠市场来实现还是政府来实现，是一个常识问题。将来5—10年内民营企业很困难，因为在这个5—10年我几乎望不到有新的亮点能够出现。常识的问题，关键还是市场。如果我们土地、资金、能源、排污指标给了你，你能发吗？你能干吗？干不了。实际上不少企业产品可能也不必搞大。浙江老百姓的文化是想自己作主，不愿做生产线的奴隶，不愿做大生产的奴隶，不愿意做资本的奴隶，愿意自己当老板。创新创业关键是中小企业要担起这个重任，只有中小企业强了活了，才有浙江经济的明天。最重要的是，市场取向改革要走在前面。中小企业创新，需要研发中心、创意中心提供思想、技术。
项国鹏提出产融结合状况，很多大企业从实业转向金融业，参股银行、信托、证券。企业产融结合是多元化扩张当中一种必然的选择，像GE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GE在很大一段时间都在做金融业，当然后来还是回过头来做电器，特别是911事件对他打击很大。很多企业的表现都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然的选择和必然出现的现象。台州的制造业基础还是蛮好的，有很多隐形冠军，拟上市中小板上市的企业，比如汽车减震器、密封条，都是国内做到前三名，这些实业做得很好的公司，利润回报率也很高，平均回报率36%，他们有话语权、定价权，对做实业非常有信心。
三、进一步展开的讨论
杨树荫指出，搞企业就是一份快乐，搞企业就是体现自己的创造，用这种思想、心态来搞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现在要考虑的是，我们这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太垄断了，是不是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太排斥了，政府不仅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且哨子老是在吹民营企业，不吹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的提法本身就带有歧视性，因为你社会主义的经济主体是公有制经济，那非公就不是社会主流东西存在了，非公经济本质上民间就有、就是民有，是整个国家发展现代化的真正基础。
凌兰芳指出，看一个企业家，重要的是看他是不是在做技术改造，技改是一个企业里头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去年全球浙商大会参加代表中，有五分之三的代表不是来自制造业。浙江没有棉花、蚕茧，现在是原木、原油、原煤都没有，如果不在科技进步、素质提高上下工夫，单纯叫浙商回归难度很大。严格来说，浙商群体称不上市场经济当中的创新的领先的主体力量。中国的企业家队伍依附性很强，企业缺乏独立法人人格，企业家缺乏崇高的企业家人格。很需要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里头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企业家和人格健全的企业法人。我们的企业家名利性很强、品牌性很差，当然也有几个能够兼顾的素质高一点的。我们讲以人为本，就要回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基础，把人看透了市场经济才搞得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权力跟资本两个大亨度蜜月，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的，三十年来功不可没，权力和资本真的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向了五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和广度，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张宗和认为，今天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发展的问题，一个不能过度否定服务业，同时回归实业也不要回归要老路上去，浙江的实业向来有缺陷，产业低端、仿造、克隆。就我的研究来讲，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就已经在提转型升级了，那个时候的提法就是外延为主到内涵为主，然后再讲到粗放到集约，然后再到现在的转型升级，实际上都是一样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这一问题仍然在延续。
李建华指出，浙江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曾经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局面，已经风光不再。很多企业停产转产、破产倒闭，相对比较好的企业，主要业务中实业所占地位明显下降了。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其宏观经济背景，近年来，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货币增长、货币供应的增长长期远超经济增速。对许多企业来说，在货币幻觉下维持了低水平繁荣。货币扩张，对从事实业经营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意味着不追求信贷扩张、不做虚拟的那一部分，在经济系统中是要受损的，对企业来说，远离实业经营一定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年来很认真的坚守技术导向或集中性战略的企业，其发展明显落后于那些迅速扩张型的企业；搞多元化的企业增长速度，无论是从收入规模还是资产规模来看，都是超过了集中性战略和专业化公司。微观企业表现和和宏观经济绩效，二者是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宏观和微观在方向上的趋同，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窘境而不是一个前景令人乐观的境地。孤立地讨论浙商如何回归实业，是一个本不成立的也无解的伪问题。对地方政府或者企业、学术研究来说，离开这一根源寻求所谓的高招，实际上是徒劳的。或者说，江南长三角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状态，该抛弃GDP概念为中心的发展观；如果继续沿几十年来奉为标准的经济增长思路，很难再引领社会经济进步。如果我们相信凯恩斯体系的话，在中央政府控制货币发行并维持既有货币扩张的局面下，地方政府试图平抑物价、实现经济转型的努力收效甚微。从工业化历史或者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性来看，三十年来消费品工业发展对于维持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发挥殆尽，在接下来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要依靠的资源、能源条件，江南在资源和能源方面是没有优势的。李伯重先生几年前关于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大规模的实业投资行为只能是走出浙江，而这无关浙江本地经济发展。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家名单中，浙江的份额在明显下降，而上升的地区都在中部地区和内陆一些区域，江苏份额上升是在不同于浙江的产业结构实现的，其重工业比重比浙江高。
企业家郎洌认为，核心问题不是实体和虚拟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企业家必须能够真正坚守企业，可以在实体领域、可以在虚拟领域，也可以在别的创新领域，关键在于他是不是具备企业家精神，有没有把企业真正当做一个事业来做，是否本着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我们的企业缺乏一种基本的信仰和追求，也就是没有根，所有决策都基于利益，利益也越来越短期化。浮躁的心态不管做什么都是很危险的。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负责任的，对子孙后代负责。企业真正的价值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家，而企业家的价值来源于他内心的信仰和追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其他东西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