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浙江省哲学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本次年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充分发挥哲学学科关切时代发展、回应实践前沿的独特优势，特别聚焦数智时代哲学研究的新范式、新议题，旨在推动哲学学科与数智技术的交叉融合，助力哲学学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寿灿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题为“传统哲学的浙学转向”的主旨报告。
会上，陈寿灿指出，要把握“浙学转向”的理论意涵，首先必须将其安放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结构之中加以考察。自先秦以来，儒、道、墨、法、阴阳、名等诸子百家共同构成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谱系，其谱系内部大致存在两种代表性观念：其一是强调“道家为干、诸家为枝叶”的“大道主干说”，以道家形上思考为诸子百家的骨干；其二是主张“孔子之学为两千年主流”的“儒家主流说”，以儒家人伦秩序之学为中国哲学的轴心。不论采取哪一种叙述路径，皆指向同一事实——中国哲学总是在“道”与“礼”的结构张力之中展开，以形上之“道”奠定价值基础，再以“礼”将其落实为可操作的政治秩序与日用伦常。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再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中国传统哲学一方面通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树立起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实践中，持续回应现实世界的秩序重建。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既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性心修养为中心的“道德人文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兼具情感与意志维度的“情意哲学”。通过“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等实践路径，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外在世界图景的理解、社会政治秩序的塑造与个体德性的涵养联结起来，为后来的地域性哲学形态——浙学，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母体。
就“浙学”生成之历史场域，陈寿灿强调，浙学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地域文化基因的长期发育中逐步成型。从历史上的“离人”时态、“夷狄”称呼，到汉晋时期的“南北同爨”，再到宋室南迁、南孔入衢的思想交汇，“浙学”作为学术名词逐渐被提出并广泛使用。朱熹在与浙中学人的书信往来中，多次谈及浙中学术“怪论百出”“工夫议论多靠一边”，既流露出对浙中学风“可虑”“过忧”的批评，也客观印证了浙地思想活跃、问题意识突出的特征。此后，从“浙中吕氏”“永康陈亮”的事功学，到起自越中的王阳明“浙中心学”，再到清初黄宗羲倡导的“浙东史学”，“浙学”逐渐形成了自觉的区域性学术传统。而在具体的思想谱系上，陈寿灿将“浙学”的文化基因概括为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向度，尤其是“富而好德”“实事疾妄”“义利并举”“知行合一”“工商皆本”“包容维新”等旨趣，在历代浙籍学者和实践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并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沉淀为“浙学”的重要底色。在以上文化基因的持续摄入与转化中，“浙学”最终形成了“事功之学—阳明心学—浙东史学”三者以学术的内涵并互为支撑、相继绵延的学术形态，呈现出“重哲学思辨、具批判意识、关怀现实、内含历史观念”的学术传统。由此可见，“浙学”是在特定地域情境中展开的儒学形态，一方面延续了儒学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价值普遍性，另一方面又深度嵌入江南社会结构与工商业实践，在互动中逐渐塑造出以“崇商重道”为鲜明特征的文化谱系。正是在这种普遍性与地域性相互激发的过程中，“浙学”生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论及“浙学”之学术特质，陈寿灿指出，随着宋室南迁，中国儒学发展的地理重心由齐鲁一带逐步向江南转移。此后，理学、心学与实学（事功之学）先后在江南地区兴起、交汇并相互激荡，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内在结构上的一次重要转型。在这一大背景中，以浙东学派与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原创性思想高峰的形成是“浙学”形成的标志。总体来看，“浙学”以事功与道德之统一为内在旨归，逐渐凝练出兼具理性之美与经世之用的“理性—事功”学术形态。其中，“崇尚天道转向推崇人道”“从崇尚礼制转向推崇心性”“从格物致知转向知行合一”“从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并举”的价值位移，构成了当下理解浙学独特贡献的核心切入。
其一，由崇尚天道转向推崇人道。传统理学往往以“天道”“天理”为最高根据，而“浙学”在继承这一形上关怀的同时，更加强调“人”在工夫修养中的主体确立。黄宗羲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将心体的实现系于实践展开；薛季宣强调“理在事中”，叶适在市舶司、海外贸易等具体制度研究中肯定商业价值，由此使伦理价值的着力点落在“工夫与事物”之上，实现了从“重天道”到“重人道”的价值转换。
其二，由格物致知转向知行合一。在传统理学中，“格物致知”强调通过穷尽事物之理来成就“致知”；而“浙学”内部经由阳明心学的发展，对“知-行”关系作出了根本改写。王阳明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重新界定“知”与“行”的关系，提出“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将“知行合一”确立为一种实践哲学。静处体悟与“事上磨砺”相互贯通，使主体性不再停留于观念层面，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检验与生成。
其三，由崇尚礼制转向推崇心性。从陆九渊“立乎其大”之心学，到慈湖杨简“日用即是道”的实践伦理，再到王阳明“心即理”的良知之学，浙学传统有意识地将修养重心从外在繁复的礼制仪节转向当下心性的自觉呈现。《慈湖遗书》中“庭槐即道”的比喻，正体现了“即事明理”的工夫取向，使人们不再通过繁缛礼仪来寻找“道”，而是在日用之间体认良知，由此完成礼制伦理向心性伦理的转向。
其四，由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并举。在传统“义利之辨”中，“重义轻利”长期主导社会思想，工商业活动常被视为“末业”。“浙学”则在不否定“义”的前提下，对“利”作出重新界定，如陈傅良以“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强调功效与德性的联动关系；叶适提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将工商业纳入“养民裕国”的正当结构之中。经此，浙学完成了从单向度的“重义轻利”到统筹“义利并举”的价值重构。
“浙学”不仅是一套哲学命题或学术形态，更是一种持续浸润浙江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坐标。在江南山水、日用伦常与工商实践的长期交织中，“浙学”塑造了浙江人民“理性与实用兼融、诗意与精致共存”的文化品格，锤炼出当代浙江精神和浙商群体弥久不衰的文化底色。近年来，陈寿灿教授领衔浙商研究院团队，自觉把“浙学”研究置于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之中，深入推动“浙学”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讲好“浙学传统”“浙江精神”“浙商文化”的中国故事浙江篇章，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文化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贡献更多学理支撑与智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