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研究动态  智库要闻

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2021)发布

作者:    2022-05-21

5月20日下午,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商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大数据与统计指数研究院、教育部重大项目“新型政商关系研究”课题组联合发布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2021)。这是浙江工商大学连续第四年发布该指数。浙江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副处长蔡青,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占恒,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课题组首席专家、浙商研究院院长陈寿灿,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大数据与统计指数研究院院长苏为华,浙商研究院新型政商关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童跃,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参加发布会。会议由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吴波主持。超过68万人次通过天目新闻活动直播在线观看发布会。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_590x480.jpg

蔡青代表浙江省社科联对发布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她表示政商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门议题。浙商研究院会同大数据与统计指数研究院、“新型政商关系研究”课题组联合开发形成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评估指标体系,连续四年编制并发布,已成为了浙江各地政府评价自身营商环境的重要参考,在促进浙江政商关系建设、优化浙江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1_590x480.jpg

       陈寿灿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研究政商关系,其主要内容首先是政府积极有为,其次是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环境营造,同时还要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去探索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浙江“亲清指数”的持续发布充满难度,也更具有积极的意义。课题组发布的报告和研究成果是全国首个省域范围内开展的新型政商关系评价,系统化、直观化、数据化的反映浙江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成效,同时,亲清政商关系的浙江观察也为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他表示,作为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商研究院将立足浙江,下沉研究,精心提炼,不断调整优化指标,引领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工作的深入推进,助力我省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市场机制最活省、改革探索领跑省,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为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智库力量。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2_590x480.jpg

会上,浙商研究院副院长徐越倩发布了《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报告(2021)》。本次发布的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包括“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两个维度,设有7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其中,“亲近指数”由服务力、支持力、企业活跃度和亲近感知度4个一级指标构成,“清白指数”由政府廉洁度、政府透明度和廉洁感知度3个一级指标构成。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3_590x480.jpg

根据测算结果,浙江省11个地市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的最高分为78.4,最低分为65.6,标准差为4.1,地市间差异相对较小,杭州、嘉兴、金华、绍兴、宁波构成第一梯队的阵营。“亲近指数”最高分为80.8,最低分为68.0,标准差为4.1,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小,杭州、金华、宁波分列前三甲。“清白指数”的最高分为86.4,最低分为62.7,标准差为6.7,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大,绍兴、嘉兴与宁波位列前三。

1653388133615784.jpg

1653388142610577.jpg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指标建构、调研对象与内容及客观实际的变化,今年的指数与往年相比,出现了较大的波动。2021版指数报告的指标体系在三级指标上结合浙江实际情况做了部分调整,比如增加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指标和“科技财政支出/公共财政支出”指标,用以评估浙江省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的贡献以及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加入“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工业总产值”指标,用以评估浙江省各地区企业税收负担及政府对企业的减免税支持情况,以进一步综合反映各地区政府对企业支持力等情况,使得评估结果更准确,更科学。在实地调研方面,不同于以往年度只针对各地级市中小新创企业的调研,本年度的问卷调研对象是针对各市所有类型的企业,最终收集到“电子版+纸质版”有效问卷1092份,涵盖浙江省11个地级市,问卷的覆盖面更加全面、客观。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6_590x480.jpg

会上还同时发布了浙商大智库新型政商关系研究中心的调研成果“台州案例”和“亲清家园——宁海案例”。台州作为民营经济先发地,转变政府职能先行地,出台系列政策,完善顶层设计;拓宽融资渠道,破解企业难题;简化审批流程,提供全程服务;以“妈妈式”服务回应企业诉求;优化法治环境,保障企业权益;多方严肃执纪,推进清廉惠企,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做出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亲清家园——宁海案例”系课题组首次发布县域层面的新型政商关系案例。该案例总结了宁海县亲清家园建设中政社联动提升营商环境新局面,高水平服务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政企互动形成有效交流机制的典型做法,提炼可供推广的先进经验,为更好推动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提供了生动素材。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7_590x480.jpg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8_590x480.jpg

发布会上,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占恒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大数据与统计指数研究院院长苏为华教授分别作了专业而精彩的点评。

专家点评: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正厅级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郭占恒 研究员

新型政商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浙商研究院对此研究启动早,发展顺利,工作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研究团队连续不间断的做了四届,且在疫情期间,仍克服种种困难,坚续发布“亲清指数”及鲜活生动的典型案例,意义十分重大。建议研究团队未来继续完善亲清指数,努力提高认同感,将研究向县域层面延伸,向省外乃至全国扩展,提升研究的参与度,积极扩大影响力。“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相信通过几年的持续探索,“亲清指数”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价值,更好地推动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9_590x480.jpg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马亮教授:

课题组在过去的四年围绕政商关系的评估与监测这个重大议题,开展长期的原创性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为学术界开展政商关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亲清指数”的发布也为业界监测与评估政商关系提供了可参考的“晴雨表”。这项研究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建议课题组在未来更加注重研究政商关系的数字化转型问题;关注民间商会、行业协会这些对政商关系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组织的发展动态;关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政商关系中的形态变化;进一步聚焦县域层面的政商关系,对其进行监测与评估,提供更细颗粒度的数据和指数;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政商关系,将评估范围从浙江省扩展至长三角地区。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10_590x480.jpg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大数据与统计指数研究院院长  苏为华教授:

每次参加发布会都有新感受、新惊喜,指数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升,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今年发布了台州、宁海案例,更有了新视角,新思想。从技术角度看,这个指数非常有特色:结构上体现评价体系中的全面性与代表性的结合,数据上兼顾主观数据与客观数据的设置,方法上兼顾简明特点与典型案例相结合。期望课题组在未来的研究中,上提一级,凝练出有影响力的政商关系指数的理论模型;下沉两层,做深做细,基于评价体系导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的着力点,提升指数运用,开发其预警功能;横跨三步,将指数分析拉成一条线形成指数分析链,将指数工作纳入到数字化系统,纳入到政府治理体系中。

微信图片_2022052418264411_590x480.jpg

最新推荐

【浙学与浙商】 “衣冠南渡”:“重实”学风与浙人气质的塑造

自然、事功与德性:东晋吴越文化的自我定位仓廪实而知礼节。北人南向的流移,带来中原先进农耕技术与农业生活方式,而内在于技艺与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与思维模式,也在南北双方的生活融合中,逐渐渗透进吴越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渗透,绝非吴越对中原心灵趣向的机械复制与附和,而是双方由分处走向同爨时彼此观念与价值的内向熔焊,是一种当时难以察觉而后世可以明晰的精彩“窑变”。吴越人接受中原农耕经济后,更易接受齐鲁教化。吴越人原本率性直真,质胜于文,难就羁束,流俗不佳,即如《后汉书》所称的“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后汉书·李忠传》)。又因地理复杂,结伙劫盗之徒屡屡出没。秦汉以降,良吏为改善吴越流风所开展的劝督农桑等移风易俗之举,便从无止息,乃至有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的鬼信风俗而令行禁止,“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由此可见施行教化的具体入微。逮至西晋,吴越习尚已大有改观,从而萌发了文化自我定位的内在冲动。东吴陆逊之孙陆云,曾梳理吴越文脉:“国士之邦,实锺俊哲。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晞。高踪越于先民,盛德称乎在昔。

详情

【浙学与浙商】两晋之前浙学传统的成长

南北同爨:两汉至西晋的北人南迁在机器工业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由人口与土地所驱动,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则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拓荒时代,土地并不成为问题,人口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东西皆概莫能外。秦汉一统后,江浙地区渐次勃兴,不仅文化加速融入中原,经济亦凸显后发优势,其动因即在于江浙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约140年时间,江南户数增加871837户,人口增加3303487口。同期全国总户口数,由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动荡,以及东汉时期异常频发的天灾,而处于净减状态。一增一减,江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值也从西汉年间的8%,陡升至东汉时的17%(见表1)。表1两汉时期江南地区与全国人口变化对照表显而易见,自汉代起,全国人口重心已出现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及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东汉之后实际依然延续,甚至在三国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占比一度达到惊人的34%。江南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复杂,除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外,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两晋之前的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后,江南多数时间只

详情

【浙学与浙商】浙江民营经济繁荣的文化逻辑

“文化基因”一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英国人类学家道金斯最早以“Meme”这一新的文化概念表达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近年来,“文化基因”在国内被广泛提及,其基本概念指涉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要求文化在积累与再生产中纵向复制,并强调不同时期文化与同时代社会主体的动态结合。此外,生物基因的独有特点和遗传属性使得“文化基因”带有典型的区域特质。因此,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构成逻辑,即是浙江特有的崇商传统与地域民本特质二者的互构与交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中不断演化,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范型。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的互构与交融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本”在“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强调人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本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基本反映其所处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归于人的价值目的,关注人的发展,强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则主要表现为“欲望”“需求”“价值”等精神内容。浙江自古深受崇商文化影响,商业化较之于其他地域更为发达。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

详情

上一篇:下一篇:
返回列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