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研究动态  智库要闻

世界浙商文化论坛在杭举行 海内外浙商共享商道智慧

作者:    2019-11-13

11月12日下午,作为第五届世界浙商大会专项活动之一的浙商文化论坛,在浙商博物馆举行,来自海内外的200余名浙商代表聚焦东西方商道与浙商实践,共话全球化时代商业伦理的交流融合。

本次浙商文化论坛由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侨联、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浙江省新型重点智库浙商研究院、浙商博物馆承办。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孙文友,浙商研究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张建明分别讲话和致辞。

陈寿灿校长指出浙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传统是浙商发展壮大的根基所在,文化力量是浙商未来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浙江工商大学是近代最早创办的商业专门学校,以“大商科”为办学特色,也是研究和服务天下浙商的重要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是浙江省首批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商博物馆以“天下浙商的精神家园”为总体定位,已经成为传播浙商文化弘扬浙商精神的主阵地,它们共同为浙商发展出谋划策并提供综合服务。

孙文友多年担任省政协领导和省委统战部部长,是天下浙商的老朋友。他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包括浙商在内的企业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浙商文化论坛的举办有助于传播浙商文化、弘扬浙商精神,激励走进新时代的广大浙商更好地创业创新,助力浙商高质量发展。

此次论坛特邀三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东西方商道智慧。来自东瀛日本的株式会社至高董事长藤井敏辉先生主讲《全球化经营下稻盛经营哲学的有效性》,省政协港澳台侨委海外委员、英国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英国浙江联谊会暨商贸会主席李雪琳女士分享了主题演讲《在中国慈善徒步路上感悟人类命运共同体》,华日集团董事长陈励君女士带来了主题演讲《温儒浙商,人文发展》。

主题演讲结束后举行了浙商圆桌对话,浙商总会副会长、湖北省工商联副会长、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武汉锦绣长江实业集团董事长何明东,中华海外联谊会董事、浙商总会常务理事、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温州豪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光,全国青联委员、浙商总会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副主席、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佳,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浙江省政协委员、香港浙联会副会长、杭州旅港同乡会会长、香港杭州政协之友联谊会创会会长、全国道路停车行业联盟主席、香港科协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道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百位民营企业家,年度风云浙商,全国十大风云浙商会长,辽宁省商协会主席,辽宁省浙江商会会长,中旭集团董事曾昌飙作为浙商代表参与对话,探讨交流全球化时代商业文化、商道伦理的国家间、地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流融合。

浙商“一带一路”成果全球巡展在此启动,《壮丽70年 浙商奋斗路》主题展也同时启幕。还颁发了一批奖项:浙商文化共建基地、浙商文化建设杰出贡献奖、浙商文化建设特别贡献奖、浙商文化传承奖、浙商文化传播奖。


最新推荐

【浙学与浙商】 “衣冠南渡”:“重实”学风与浙人气质的塑造

自然、事功与德性:东晋吴越文化的自我定位仓廪实而知礼节。北人南向的流移,带来中原先进农耕技术与农业生活方式,而内在于技艺与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与思维模式,也在南北双方的生活融合中,逐渐渗透进吴越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渗透,绝非吴越对中原心灵趣向的机械复制与附和,而是双方由分处走向同爨时彼此观念与价值的内向熔焊,是一种当时难以察觉而后世可以明晰的精彩“窑变”。吴越人接受中原农耕经济后,更易接受齐鲁教化。吴越人原本率性直真,质胜于文,难就羁束,流俗不佳,即如《后汉书》所称的“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后汉书·李忠传》)。又因地理复杂,结伙劫盗之徒屡屡出没。秦汉以降,良吏为改善吴越流风所开展的劝督农桑等移风易俗之举,便从无止息,乃至有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的鬼信风俗而令行禁止,“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由此可见施行教化的具体入微。逮至西晋,吴越习尚已大有改观,从而萌发了文化自我定位的内在冲动。东吴陆逊之孙陆云,曾梳理吴越文脉:“国士之邦,实锺俊哲。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晞。高踪越于先民,盛德称乎在昔。

详情

【浙学与浙商】两晋之前浙学传统的成长

南北同爨:两汉至西晋的北人南迁在机器工业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由人口与土地所驱动,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则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拓荒时代,土地并不成为问题,人口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东西皆概莫能外。秦汉一统后,江浙地区渐次勃兴,不仅文化加速融入中原,经济亦凸显后发优势,其动因即在于江浙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约140年时间,江南户数增加871837户,人口增加3303487口。同期全国总户口数,由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动荡,以及东汉时期异常频发的天灾,而处于净减状态。一增一减,江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值也从西汉年间的8%,陡升至东汉时的17%(见表1)。表1两汉时期江南地区与全国人口变化对照表显而易见,自汉代起,全国人口重心已出现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及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东汉之后实际依然延续,甚至在三国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占比一度达到惊人的34%。江南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复杂,除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外,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两晋之前的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后,江南多数时间只

详情

【浙学与浙商】浙江民营经济繁荣的文化逻辑

“文化基因”一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英国人类学家道金斯最早以“Meme”这一新的文化概念表达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近年来,“文化基因”在国内被广泛提及,其基本概念指涉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要求文化在积累与再生产中纵向复制,并强调不同时期文化与同时代社会主体的动态结合。此外,生物基因的独有特点和遗传属性使得“文化基因”带有典型的区域特质。因此,浙江民营经济文化基因的构成逻辑,即是浙江特有的崇商传统与地域民本特质二者的互构与交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互证与结合中不断演化,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范型。浙江崇商传统与浙江民本特质的互构与交融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民本”在“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强调人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本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基本反映其所处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归于人的价值目的,关注人的发展,强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则主要表现为“欲望”“需求”“价值”等精神内容。浙江自古深受崇商文化影响,商业化较之于其他地域更为发达。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

详情

上一篇:下一篇:
返回列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