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浙商大智库浙商研究院的首期“东方论道”在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开讲。浙商研究院院长、《浙商通志》总编辑、《浙商道》编委会主任陈寿灿教授对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顾问、浙江省儒学学会名誉会长、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教授在东方学院仰山书苑进行深度学术访谈。

历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明裕学人”访问教授、日本九州大学访问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访问教授、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暨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暨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暨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顾问、浙江省儒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名誉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王阳明研究会名誉院长等职。

曾应聘到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前苏联、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以及香港、澳门、台湾访问、讲学。已发表论文约300篇。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儒学百问录》、《儒道论述》、《天下为主——黄宗羲传》、《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国学新讲》、《吴光说儒》、《吴光学术论集》、《干部儒学读本》、《王阳明的人生智慧》、《论语治要》等多部学术专著和个人论文集，还主编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等大型古籍，主编了《阳明学研究丛书》、《浙江文化通览》、《浙江儒学通史丛书》、《浙学大家系列丛书》、《儒学普及小丛书》、《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文献丛书》及20多部论文集。

陈寿灿：今年是浙财大东方学院建校25周年，很高兴看到这块风水宝地的办学成就，向学校领导和师生们表示祝贺。今天，“东方论道”在东方学院仰山文苑开讲，我们请到了浙江省儒学学会原会长、现名誉会长、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教授，听他为我们讲述他的学术思想。

我参加了前不久举办的“浙学、阳明学和吴光学术思想研讨会”，受益良多。吴老师刚过80大寿，祝您健康长寿！回望过去，有哪些特别的时间节点或特别的事情让您关注铭记，可以分享给年轻一代吗？

吴光：好的，很高兴今天在东方学院与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我对东方学院有较深的印象。有几个老朋友都先后在东方学院工作过。我与陈寿灿校长也是老朋友了，多年前因为学科评审的工作相识。陈校长能力强，风格又高，思想比较开放，他实话实说，不讲假话。我们一见如故，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也一直坚持实话实说。比如关于普世价值，我一直坚持有两个普世价值，一个是源自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另一个是起源传承于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普世价值。源自于西方文化的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博爱观念，和源自于东方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礼义、中庸、大同等观念，已突破地域的界限而日益成为全人类都能接受的普适性价值观念。另外，大家都说东方文化是礼乐文化，中国的礼乐文化源远流长，孔子之前周公的时候就已在制礼作乐。最近我在思考，我们不仅要用“礼乐”去概括儒家文化和国学的价值，还应该加上孔子以后提倡的“仁”、“和”文化，即用“礼乐仁和”四个字来概括传承了五千年以上的中华文化。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淳安青溪普慈村。淳安县在建成新安江水库之前，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属全省的甲级县。尽管我家成分是贫农，依然能够吃饱穿暖。我们村养了两个戏班，一个越剧班，一个京剧班，每当过年时还举办巡回演出，持续一个多月。这是我从小接受到戏剧文化的影响。我的国学启蒙是从父兄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的。我还特别喜欢听说书人来村里讲故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聊斋志异》《说岳全传》《西游记》等等。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无形中对国学产生浓厚兴趣。当时村里有一个秀才叫吴顺理，是本家叔叔辈，是章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国学讲习会”的弟子。章太炎曾评价王充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一人能洗刷国家的耻辱，可见章太炎对东汉的王充评价很高。叔叔在成为章太炎的弟子后，立志要注释王充的《论衡》。因为过于用功，得了肺痨，英年早逝。叔叔家人看我喜欢读书，就将叔叔留下来的《论衡》一书送给了我。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开始读《论衡》，初看时似懂非懂，但感觉书中思想深刻，知识面广博，尤其对王充提出无神、无鬼论的观点十分敬佩。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中国的思想史有所了解。这也许是我以后走上思想史研究道路的缘由吧。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和他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中学时，我从新安江移民到桐庐富春江严陵村，在桐庐中学读书。因为家里比较穷困，有过两次退学的经历。我高中时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在我第二次卷铺盖回家后，向老师奉校长之命找到我家里来动员，还向生产队长去劝说，他说：“吴绵彩（我原来的名字）是块好料子，让他放弃学业太可惜，无论如何应该让孩子坚持学习到高中毕业吧。”家里人被说动了，最后同意让我回校继续学习。

上大学后，我获得了较优惠的助学金，家里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所以就有条件上大学了。我中学时期，各科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数理化也是全面发展，成绩排全级第一。数学老师要求我考清华大学，政治老师希望我考人民大学，语文老师让我考北京大学，都对我寄予厚望。我受政治老师的影响较深，所以报考了文科较强的人民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第二志愿中文系，第三志愿新闻系，第四志愿是历史档案系（当时人大本科未设历史系）。我是被第四志愿录取的。原以为是能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入校后发现它以档案管理工作为主，就要求换专业，系里不同意。63年进校，68年毕业，5年时间只读了3年书，后面两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江西一个工厂，工作相当顺利，还成为了中层干部，但是我觉得我文科专业出身，在工厂工作专业不对口，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就要求再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得到厂里的支持，凭着大学本科3年打下的扎实基础，我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人大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我看到老师的评语说“该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就这样，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我一直感兴趣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道路，在读研究生的3年里，我抓住学习的机会，认认真真地读了不少的书，还写了有影响的论文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

研究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挫折。我导师希望我留在北京留在人大，认为我很有前途，应该在学术界发挥作用，但也有人排挤我，要将我分配回江西。最后我选择回到浙江，先是在省委党校任教，工作两年多后，我发现在党校仍然不能很好发挥我的长处，我擅长的是搞研究不是教学，于是又请调到省社科院。从1984年6月份开始，我就在省社科院一直工作到退休。

陈寿灿：我也是第一次系统地听吴老您讲述成长历程，了解您的家学渊源，以及在桐庐中学期间成绩优异的表现。您改名字的经历是否和严子陵有关？

吴光：是的。我原名吴绵彩，听起来有点像女孩子的名字。新安江水库开建后，我随父母从淳安搬迁到桐庐严陵乡蒋家埠村，我家离严子陵钓台只有五里路。中学时，我就常去参观钓台，站在那里，总会被一种高尚的力量所震撼。严子陵，名严光，这位东汉隐士不逐名利、坚忍不拔的风骨让我很是景仰，他名字里的“光”也吸引了我，我决心追随先生，故改名“吴光”以自勉，正式改名是大学毕业后在农场改的字“晔如”是本家著名学者吴战磊先生赐予的。

陈寿灿：我觉得您的名字不仅与严子陵还同王阳明有关吧，王阳明本身就是有光的，他最后留下的话“吾心光明，亦复何求”，讲的就是这个“光”。您对国学、儒学和浙学的深入研究，也是在追光，最终成为一个思想家。

吴光：人大国学院的一位教授曾在会上发言，评价我是“天才的思想家”。过誉啦，我不否认“思想家”的评价，但千万不要使用“天才”这类褒词，我充其量可以说有一些前瞻性的思考，有一些超常卓异的观点。在国家的转折点或者其他重要时刻，我也会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论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