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专家观点集萃（六）

“商业无道德神话”，也可以叫做“商业非道德神话”，所谓“商业无道德神话”就是指所有的商业行为和道德无关，商业活动无需考虑任何道德问题，对企业来说追求经济利益才具有实质意义，谈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美国商界有句话叫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中国人叫在商言商，意思是我谈商业就是挣钱，和道德没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商业非道德神话”，或“商业不道德神话”。我们今天谈商业伦理，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要破除这种“商业不道德神话”。我们要将一种利润至上的商业环境和商业观，改变成一种价值优先的商业文化。

今天我以讲两个历史故事的形式来回应主题。这是两个涉及现代商业社会起源的时候发生的故事，故事告诉我们商业不是无道德或不道德，恰恰是伦理精神、伦理道德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且能够持续地带来商业繁荣近一百年的发展。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故事同时发生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更有意思的是，欧洲有这样一个故事，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我们都可以用一种理论来解读，那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我先来讲第一个故事。大家知道韦伯是一个宗教社会学家，他在研究宗教改革期间的宗教社会学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现象，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出现了一拨清教徒，这拨清教徒拼命挣钱，但是他们挣钱却不花钱。所以韦伯非常诧异，以前大家挣钱是为了消费，是为了花销，这帮人为什么拼命挣钱但不花钱呢？这引起了韦伯的兴趣。他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拨清教徒只挣钱不花钱的背后，刺激他们不断赚钱的背后不是因为贪欲，不是因为消费，不是因为花销，而是有一种宗教伦理精神，他把这种宗教伦理精神概括为“入世苦行”。马丁路德曾说过：“修道士抛弃现世责任是他们自私的产物，是对世俗义务的逃避。”这意味着修道士不要天天讲超验世界的事，你要谈论世俗世界的事，世俗世界的事跟你非常有关系，世俗的事物有利于你对超验世界的修行。

韦伯说，正是这拨清教徒，他们认为，他们挣钱是为了履行上帝在人间的职务，所以他们要通过拼命挣钱的形式来完成他们对上帝的天职。大家知道韦伯在这个故事里尤其是讲到加尔文教派的信仰系统，它是讲每一个教徒都是天选之人，你不管干什么事，后面德行再怎么好，你能不能获救没关系，你能不能获救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所以你是天选之人，后面再干多少事没用。这些清教徒就把自己当作天选之人，他们当时下凡来做什么事呢？就是通过做生意、经商的事，把做生意当作自己天选之子应该干的正确的事。加尔文教派的教义系统支持这样一种观念，他们不但把传统的做生意不看作是一种卑鄙的事情，大家知道，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商是最底层的，而且商人的地位不高。但是在加尔文的系统里面，他把商人的地位提高了，告诉你做生意不但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且做生意是一件好事，做生意还能使你获救。这一拨清教徒带着这样一种观念拼命挣钱，他们钱挣的越多，他们就能获救，他们觉得他们是天选之人，带着上帝的使命下来干活的，他们做的主要的活就是挣钱。而且作为清教徒，他们还禁欲。大家可想而知，一个拼命挣钱但不花钱的信念系统，给资本主义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韦伯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天职观加上禁欲主义，促进了欧洲现代商业社会的诞生。他写的那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其实这话有点针对马克思提出的“先有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的观点，马克斯·韦伯说“先有资本主义精神，才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韦伯认为，正是这种只挣钱不花钱追求钱增值的心理和心态，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文明，但是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不一样，新教伦理是只挣钱不花钱，它有崇高的理想，而资本主义精神只追求不断的货币价值和增值，没有信念系统。所以韦伯在书里讲到，一旦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以后，一脚就踢开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随着他自己不断的增值系统发展下去。当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提的很多观点受到了各方批评，比如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研究，特别是他对世界各地的宗教学研究，其实不太入流；中国很多研究哲学的人认为他写了儒教和道教，其实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理解不深入；还有人认为，马克斯·韦伯对加尔文教派和马丁路德教派这两个清教教派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很多天主教的研究者认为，我们天主教也有这种天职观，你怎么说就新教里才有呢，所以你对我们天主教的研究也是一种偏见。更有一些研究者，对韦伯的这个观点提出了根本式的质疑。比如两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的商人的文化水平和素质，他们认为这时候的清教徒的文化素质水平比较高，相对于发展经济和商业来说，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他做生意的时候成功概率更大，所以他们批评韦伯的观点，说你想多了，只不过这一拨人文化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高，管理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来挣钱，而不是韦伯讲的让你挣钱的背后是某种宗教伦理支撑。

总之，虽然有各种各样对韦伯的批评，但是韦伯提出的这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却成为了研究经济伦理和商业伦理的范式，这个范式告诉我们一波长周期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不是会有一种伦理观念作为内在的推动力。

借着韦伯这个问题，我要讲第二个故事，就是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当中讲到，他运用韦伯这样的观点研究中国明清之际（和韦伯讲的加尔文教派时间大致相近，都是在16到17世纪的时候），中国在明清之际也有一波长周期的经济增长，大概持续了近100年。明清时期的这波经济增长我们叫做“资本主义早期的萌芽”。余英时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不管你是不是资本主义，我关心的是这波长周期经济增长背后有没有一种宗教伦理的观念推动了这波经济增长？我想用韦伯的范式去研究这波经济增长背后伦理文明究竟是什么。于是他做了大量的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他写的这本书看上去有点商业化，但其实是一本非常学术的书。

余英时在梳理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讲了一个非常长的故事，那个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学术梳理。他说，明清时期商业发展背后的宗教伦理，是儒家的宗教伦理，也就是入世苦行，但是这个入世苦行往前追溯，受到了新禅宗和新道教的影响。大家知道，唐代以后新禅宗和新道教出现了一个入世和世俗世界相接触的佛教发展制度体系。那么禅宗也好，道教也好，他们从超验世界向世俗世界过渡的过程中，就提出了一个入世苦行的思维模式，超验世界和世俗世界要打通，而不是超验世界是世俗世界之外的东西，两者之间不建立联系。新禅宗和新道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打通这两个世界。

当然，我们后面说的那个宗教伦理不是指新禅宗和新道教。这种入世苦行影响了新儒家，他们模仿着新禅宗和新道教做了一套以天理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信念系统，创造了一套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形而上学系统，余英时讲的信念系统就是这套信念系统。这套信念系统要完成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所谓的“儒家的道统观”。韩愈为什么要提儒家的道统观？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其实想在当时和禅宗及道家争夺文化精英市场。因为魏晋以后主要推佛老，而儒家在两汉的时候主要是知识分子喜欢。他提出道统说，尧舜禹，然后是汤，然后是文武周公，再到孔孟。韩愈做这个事想干什么？他其实想告诉大家，我们儒家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其实在孔子之前，尧舜禹不会说自己是儒家，汤、文武、周公不会说自己是儒家，只有到孔子才会有儒家，但韩愈在整个系统里，他把这些人都归入到儒家，他其实想创立一个儒家的信念系统，他把这个信念系统叫“道统”。这个道就是仁义道德。韩愈的《原道》是非常简单的，就相当于儒家的使用说明书，里面讲到儒家仁义道德是什么，如何推行儒家的德治，篇幅也不长，不超过2000字，是一篇小短文。但是这样的道统观其实不吸引人，真正吸引人的是后来宋明理学通过一套天理系统的形而上学论，加持了道统观，做成了一套信仰系统。大家知道，宋明理学发扬了“天理”的观念，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要在人当中以性和心打通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天人渠道一旦建立起来，它又通过“敬”贯通天人之间。所以余英时说，我们今天讲的敬业的概念，恰恰就是从宋明理学当中来的。他提了一个字，“敬”。“敬贯动静”，它既能在动的时候直视静，就是做事时要静心，静的时候又存心养性，可以给自己做事的时候提供动力、能量。“敬”这个词打通了超验世界和世俗世界。

儒家这套信念系统用来干什么呢？这套信念系统一旦建立，儒家的人就要替天行道，就是通过天理观把不合理的世界改成合理的世界，把无道的世界改成有道的世界，叫“替天行道”。

这套信念系统是儒家的，余英时说，到了明清之际，很多儒者开始弃儒从商，因为光靠读书支撑不了自己的生活。我们很难想象儒生去做生意的时候还要写“绝儒书”：我以后再也不能读圣贤书了，再也不能搞学术研究了，我要做生意了。现在下海是很体面的事，是去做老板，那时候不做学术研究了，不做985大学教授了，他还要流着眼泪写绝儒书，我现在不能再侍奉孔夫子了。他们做生意之后，把儒家这套信念系统带到了商业社会。

明清时期的儒商，做生意的时候会不务正业，白天做生意，晚上搞学术研究，他们修宫词、编集刊、编字典，他们也支持学术活动，为什么？其实他们就是原生的儒家。余英时说，就是这一波儒生从商以后，把儒家的道统观带到了商业社会，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古道观”。所以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做生意也是替天行道，也是弘道。不像以前士农工商，排在低位，做生意也能弘扬中国传统之道统，我也有我的信念系统，我做生意也是非常高尚的事，因为做生意就是弘道，这个道和中华的道统是一致的。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崇高的信仰和信念，造成这拨儒者从商时，带来了明清之际长周期的近百年的增长。

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呢？所谓的商业伦理可能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要在个体的经济行为上建立某种崇高的价值，我把它理解为“上的去”“下的来”。什么叫上的去？我们要建立商业伦理，就是要让个人超越自己的个体经济行为，它会有一个理想信念系统，即所谓上得去。上去以后还得下的来，带着这个信念系统，在超验世界获得的崇高价值，还得把它带到世俗世界做生意的过程中，贯彻落实在做生意中。所以我把这样一种商业伦理理解为个体经济行为和崇高价值之间的上的去和下的来一种超越性行为。这只是理论，我们如何把这套理论转化为商业伦理实践呢？我在这点上受到阿玛迪亚森的启发，他在《伦理学与经济学》里写到，现代经济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利人假设，还有一个缺乏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他认为经济学的贫困主要是我们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自利最大化的，而把这种经济行为扩展到人类一切行为，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是自利最大化的，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的社会分裂。另外一个方面，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商业社会和商业环境，没有一种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我们现在看排名，都是在看赚多少钱。大家可能觉得钱挣的越多，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评价就越高。阿玛迪亚森说这样不对，要看你到底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社会成就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两个思路。

第一个，我们提出企业社会成就评价，面对或针对原来我们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企业责任是三重底线，责任是必须得干的事情，我们想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提供评价的模式，评价的体系。我们评价什么？评价企业究竟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这样我们可以从正向去激励一个更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的企业，他自己也能获得相应的成就。我们甚至可以设计，在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把这个省、市的“十四五”规划做成当地企业社会成就评价的正向评价指标。这样一来，各地的规划都能够通过企业的经济行为落实，而企业就在完成政府的规划，同时完成的越多，企业的社会成就越多，他也感觉自己对社会做的贡献很大，这是一种正向循环。

评价体系做完以后，在此基础上可以在相应的评价体系内部做一些专业化的，以行业为核心的企业道德的培训，既和行业有关，也和企业本身有关。当然，这套培训可以叫做合规的管理，就和我们的社会成就评价体系一样，哪个地方高一点、哪个地方低一点，高一点我们评价，低一点我们宣传。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统一的职业道德培训体系。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商业伦理故事，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创造我们自己的商业伦理故事，在历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