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15日，中国社会史学会慈善史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暨“慈善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韩国全北大学、韩国三育大学、日本中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60余所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慈善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陶水木应邀出席，并作《主权·产权·善举：近代上海一宗冢地交涉案述论》的大会主旨报告。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北浙江路、甘肃路一带，已是市廛栉比，车水马龙，一块冢地横亘于两路之间，成为与现代化都市风貌格格不入的独特“风景”。该冢地面积23亩余，估值已达138万元以上，相当于1930年上海全市财政收入的19%。在上海开埠近九十年后的繁华都市中心，何以仍存有如此规模的冢地？

陶水木教授指出：该冢地的存在，是上海同仁辅元堂（上海慈善团）与租界当局在长达30余年时间里，多次交涉、妥协的结果。上海租界在不断扩张、发展过程中，曾与华人慈善公益团体、行政官厅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土地（包括义冢地）纠纷、交涉，这类交涉多以中国政府、华人社团妥协退让、丧失更多权益而告终，同仁辅元堂（上海慈善团）北浙江路冢地交涉就是持续时间长、颇具典型意义的土地交涉案。

陶水木教授认为：20世纪始初一度舆论沸腾、纷纷谴责的同仁辅元堂北浙江路冢地“盗卖”案，其实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筑路、建学堂为名屡次要求“永租”、而中国地方当局迫于压力饬令善堂经董“通融”的结果，是“奉谕”而为的售卖行为。当“永租”协议签订后，工部局忽又“曲谅”华人舆情，提出毁约“换地”，只求以已预付的2万两在该冢地附近换得10亩建校地基，善团方面以赔偿1.5万余两，总计费银3.5万余两为工部局置地13.72亩作为建校地基，收回了北浙江路冢地，并与工部局签订了该冢地此后永远不得售卖或改作它用的合约，使同仁辅元堂实际上丧失了该冢地的产权。这其中固然有“入土归安”的中国传统生死观念的影响，也是中国损失主权情况下租界当局霸凌劫掠的结果。随着20世纪前30年上海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该冢地价值也呈几何级数增长。1931年，上海慈善团通过社会局转呈市政府向工部局商请撤销北浙江路冢地原合约，迁冢它安，以其地建房出租生利，并以其收益建设游民乞丐感化院，既利交通，兴盛市面，又美化环境，更有利于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却遭到工部局的拒绝，反映了工部局的蛮横无理。20世纪初的一纸合约，使上海慈善团枉拥百余万两善产而长期弃之无用，不但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公共租界北浙江路、甘肃路、开封路、曲阜路一带商业的发展和市容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