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走非洲三十多年，后来又到了浙江，现在在推动浙江对非的合作。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因为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从一个极贫极弱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正在引领世界发展，尤其是对“一带一路”、亚非拉国家具有重大推动力量的现代化的推动力量。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伦理价值、道德意义，究竟该怎么去阐释？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们今天中国人经历了三个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毛主席领导我们站了起来。但是到1979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中国还不能说富起来，后来用了二三十年以后我们富起来了。党的十八以后，我们逐渐要强起来。但是中国现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究竟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什么？我们富起来了、站起来了、强起来了，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因为讲商业伦理道德，我们知道商业伦理道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有不同的时空维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和不同的空间维度上，它的表现形态是肯定很不一样的。当年管子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

我现在就想说，现在中国如果真是强起来了，西方是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强起来以后对世界是一个威胁，是没有伦理性的，没有道德性的，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所以，他现在要全力遏制我们。他把国家利益、商业利益武器化，在全球封堵我们、围堵我们。大家知道美国最近几年以来，把商业当武器，把科技当武器，全盘地封杀中国的发展，他有没有伦理性？有没有道德性？他自以为有。为什么他有？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有问题，你是不伦理、不道德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强起来了。

这几年我做非洲研究，我除了推动中非合作以外，我们最近也承担了大量的中宣部的课题，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第四个阶段，我们在前三个阶段，强起来阶段上我们要让“中国美起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美好的，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美好的机遇。它是有伦理性的、有现代性的、有道德高地的。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因为现在中国有14亿人口，我们用了40年的时间和用70年时间，解决了世界上最大人口的脱贫减贫，我们有10亿人口已经脱贫减贫，走上了小康，现在走上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占到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了贫困，难道不是最大的伦理吗？不是最具有道德合法性的发展模式吗？非洲也有14亿人口，中非加在一起有28亿人口，而在过去两百年、三百年，非洲曾经是作为一个西方奴隶贸易掠夺的对象，殖民分割的对象，全球发展的一个低地，世界发展现代化的一个外围。40年前我去非洲，有些非洲国家跟中国差不多，但是过了三十年、四十年，我现在去很多非洲国家看，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发展，有些国家甚至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峻了。但是现在有些非洲国家也在崛起。

现在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如果是能够推动双方的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双方加在一起有28亿人口，占到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中非发展合作如果能够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就像我们70年解决了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最大的伦理、最大的道德、最有现代和伦理性的事情一样的，中非合作也应该是有一个伦理性、道德性的一个善举。但是很遗憾，就像西方人不断攻击中国的发展模式一样的，今天中非的发展合作在全球的西方的舆论场上，在西方的媒体、西方的智库当中，长期以来是作为一个负面的形象来加以传播的。

这里面就牵涉两个问题，当我们谈商业伦理道德的时候，在国内谈和在国外谈是有所不一样的，宏观的层面上谈，谈国家的商业发展的道德，和个别企业/单个企业的微观微小企业的个体的行为，它有联系但是不一样。中国现在在非洲的商业形象确实非常的复杂，是一个万花筒，我们要正视问题的存在。我们每年在非洲，进出口贸易一年250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突破3000亿美元，这仅仅是贸易。我们还有上万家的投资企业在非洲，200万的中国人在非洲，浙江企业就占了很大一部分。2021年，浙非贸易达到了2500亿人民币，我所在金华就达到了1000亿人民币。所以现在经常在讲，对非合作看浙江，而浙江要主要看金华。贸易出去了很多，当然浙江企业出去的也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研究，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商业伦理的问题，微观层面上可以加强研究。

我们在非洲的企业如果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给国家形象造成了损害，我们必须加以约束，要建构一门中国海外企业合规经营的海外经营管理学。我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企业管理学，是一个很好的学科了。但是现在中国企业，刚才讲到的浙江企业和浙江人企业是不一样的，现在浙江人的经济不仅在全国有，在非洲也有。那么在浙江的企业可能是亲/清商关系做得很好，但是在全国的浙商企业是不是很好呢？我们现在浙商企业去了非洲以后，经营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像国内的研究，政商亲清关系的方式来加以研究，那可能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一旦中国的企业去到了海外，面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地复杂。这是我刚才讲到的，商业伦理道德是有特殊的时空含义的一个话题，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讲商业伦理道德和今天在讲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多美元了，我们要进入一个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在这个阶段上，管子讲的“仓廪实了，衣食足了”，这个时候讲商业伦理和四十年前可能不一样，要与时推移。第二个空间维度不一样，浙江商人去到了东北，去到了西南地区，去到了东南亚、去到了“一带一路”国家，环境不一样了。这些都是我们今后要研究中国企业商业伦理面对的重大问题。

希望今后以浙商，不仅是关注我们浙江这十万平方公里这个地方的政商关系、商商关系、政政关系，还要去关注在全国的浙江商人的伦理关系。总体上浙江商人在全国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在东北怎么样？在西南地区怎么样？在非洲怎么样？这个很值得研究。有一年我去南非，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大使，他是福建人，原来是外交部部长助理，非洲司的司长，我们关系很好。他说刘老师你是浙江来的，我是福建人，他说我不是很喜欢福建的商人，我比较喜欢浙江的商人。他说浙江商人总的来讲，在非洲的形象还是要好一点，当然他有点开玩笑，我想也未必如此。

浙江正在做的这些区域的案例的政商关系，如果我们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浙江作为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的省份，现在在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上，我们也能够逐渐探索出一条解决中国的政商关系的很好的浙商模式，为未来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一个全国具有可推广性、借鉴性、示范性的浙商模式的话。我想浙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就更大了，我们不仅贡献了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浙江模式，我们也能够贡献一份中国在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国家是一个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生态友好、人伦善良/善美的这样一种模式的话，那就是浙江人最大的另外一个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能够推广到全国去。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非洲国家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我们跟美国处在这样一种全球竞争的态势下，我们今天在非洲国家的竞争，不仅是在科技领域、“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我们更需要在企业文化、企业形象、企业的话语权方面展开全球的竞争。而这方面，过去我们是没有优势的，因为过去两三百年，西方营造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话语形态，塑造了西方在全球伦理方面的道德高地。这个伦理道德高地，我把它归纳为一套西方的知识话语体系，这套知识话语体系有些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近代西方的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商业伦理，从约翰•穆勒提出的这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我们过去也要研究、要学习。但是，另外一方面，西方在国内的商业伦理和在全球的商业伦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像西方讲民主，他在国内可能是推动他的民主建构的，但是他在海外，面对不同的主权国家，他是不讲民主的，他讲美国第一，美国领导世界，他怎么会跟你非洲国家去讲民主呢。同样，我们在海外的企业，也面对着竞争打压。所以，中国企业当我们去到非洲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商业伦理就需要把国家的形象建构和企业的形象建构统筹起来加以考虑。从国家的形象建构来说，我们现在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的商业伦理性、道德性和价值性，进行深度地阐释。我们过去40年、70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近代西方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那一套商业发展的模式，同样具有全球的伦理价值，值得世界进一步的了解、借鉴和学习。而不像西方所说的，现在西方的媒体去讲，中美之间的竞争他不讲，本来是商业竞争、科技竞争。但是他说不是，我们跟中国的竞争不是商业竞争、不是科技竞争，而是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竞争，他们偷换了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还原，我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就是一种商业伦理竞争，但是你把他引入到了政治竞争，那我们要有应对的办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这几年经常在全球范围内演讲的时候就讲到，从欧美国内的管理或治理来讲，西方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的《民法》《商法》《公司法》《证券法》，市场经济的规则等，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从全球范围内，我认为要把他从自封的全球道德高地上拉下来。

我就举一个例子，以西方在非洲过去六百年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来说，我说它至少有四宗不伦理不道德的事：第一，400年的奴隶贸易。这是全球最不伦理、最不道德的。奴隶是一种贸易，世界上有史以来在伦理上最不道德的一种商业形式就是奴隶贸易，但是西方人也把奴隶贸易演绎得如此地完美，如此推动了曼彻斯特、利物浦的繁荣。没有奴隶贸易哪来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它是不伦理、不道德的一种商业模式。在这一点，西方欠着非洲的债。所以直到今天，非洲国家还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提出索赔，你必须赔偿400年奴隶贸易给非洲造成的伤害。我们说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对东欧国家是有赔偿的，但是他们没有对非洲国家进行赔偿。美国对印第安人（本土人）有一点赔偿，但是他不承认对非洲的赔偿。第二，对非洲的瓜分。花了一百年时间，把非洲原有国家、民族、古代王国全部摧毁了，随意地瓜分，把非洲瓜分成五六十个不同的殖民地。这些瓜分，人为地切断了非洲的原来历史文化，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不人道。同一个部落瓜分到了十几个国家，然后在这个瓜分当中，贸易当中，西方人分而自治，支持一派打压一派，造成非洲部族之间的长期的冲突，然后再实施以代理人的战争。表面上是非洲部族在冲突，其实背后都是西方在操控的。第三，两次世界大战，对非洲的破坏和摧残。非洲成为西方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灰，到柏林会议，一直到60年代独立的时候，西方又设计了一套让非洲永远不能够团结起来的所谓的“制度”。美其曰“宪政制度”，三权分立，一人一票，实际上是令非洲国家不能像中国一样，建成一个强有力国家行动能力地组织起来的一个国家。所以现在非洲国家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组织起来，他有国家，但是没有结构。有联合国名义上的国家，但是没有国家的行动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这就是非洲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第四，西方冷战知识体系，造成今天非洲的分裂。冷战知识体系是一个西方设计得非常巧妙的一个话语体系，他在一套很好的民主、人权、良知、NGO、公民社会的包装上面，让现在的非洲持续地相互撕裂、相互对抗。NGO有NGO对抗，NGO和政府对抗，公民和国家对抗，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抗，以至于今天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当他要统一起来，形成强有力的类似中国这样的有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和政治体制，来推动国家的发展的时候，（因为后发国家必须以国家的统一行动能力来进行现代化的早期推动的时候），他就给你贴上了威权主义、专制独裁的标签，然后发动一场“推特颜色革命”，就把你推翻掉了。这些西方国家过去是非常娴熟的，只是中国因为比较强大，在中国很难实施。所以，这些西方操控的情况不改变，弱小的非洲国家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最后一点讲一下过去四十年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与政策。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当然说得更早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提出了一个符合非洲人民需要的对非合作战略与政策，也是有其特定的南南合作的商业伦理价值。当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就讲过，他说今天中国的发展，要和非洲国家团结起来、统一起来。1974年，毛泽东晚年见尼日利亚的总统戈翁，后来他又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他说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中国永远必须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当中，站在全世界人口90%的亚非拉国家一边，带领全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实现发展。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国际关系里面最大的伦理，这句话到今天我们演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毛泽东还说，中国任何时候都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中国有一天富裕起来了，一旦我们像西方国家一样在全球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团结起来把中国打倒。这两条我认为对今天中国外交政策、中国商业全球伦理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我们中国发展到今天，也许到十年二十年，可以预见的，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成为全球的一个更加强大而美好的国家，一个重返世界商业经济的巅峰形态的国家。在那个阶段上，中国能不能够继承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曾经让这个国家这么辽阔地生生不息连接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十个民族的和合共生，那么未来人类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未来的发展能不能让世界重新又团结起来，超越近代西方的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超越西方霸权政治下的所谓商业伦理，而让世界各国个民族真正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美人之美、成人之美的这样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就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商业伦理，也是未来中国发展模式最大的道德价值。

这方面，我相信我们浙商还是能从自身行为做起，比如去了非洲，就需要更好地融入非洲，与当地人民结合在一起，推进中非合作共赢，这需要转变我们的视角。因为今天在非洲，我们还面临西方国家多维的战略博弈，西方国家善于玩弄的冷战话语和双标、三标的博弈游戏，往往会使得我们在谈商业伦理的时候不知所措，变得比较被动，这方面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形态和言说概念，因为这几年西方总是把中国塑造成在非洲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剥削劳工、不遵守商业伦理道德的这样一个负面形象，而我们这方面的话语特别的弱小，研究机构特别的弱小，国际上能够去发布中国声音的平台过于弱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花大力气建设和推动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术机构和智库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参与到相关研究与国际对话平台建设中来，推进我们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和传播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