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要讲三个观点，一是《之江新语》之浙商文化，二是浙商文化的历史渊源，三是浙商文化的未来向度。

一、《之江新语》之浙商文化

《之江新语》里面这篇文章并不长，但是我认为它是非常经典的对浙商文化的阐述。

2006年6月1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所写的，发表在《之江新语》上。“浙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诞生并壮大起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群体。长期以来，浙商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浙商文化”。从文化渊源上看，“浙商文化”传承于浙江深厚的文化。从实践基础上看，“浙商文化”形成于广大浙商的创造性实践，是支撑浙商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浙商的新飞跃，需要“浙商文化的支撑。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跟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结合起来，还要通过浙商文化的弘扬，更好地激发民营企业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参与的力度和贡献力，并且还强调了要成为新的浙商文化飞跃和实践深化的一个现实的动力之源。”

这段文字并不长，但是回答了许多问题：1、什么是浙商？2、什么是浙商文化的历史渊源？3、什么是浙商文化的实践基础？4、浙商文化与浙商的关系？5、浙江精神与浙商文化的关系？6、浙商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以上论述中，集中地阐述了关于浙商、浙商文化、浙江发展、浙江民营经济特色发展的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诸位再进一步学习和领悟。

后来习总书记多次论述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跟浙商都是有关联的，开过几个重要的座谈会，其中有两次与浙商发展、浙商文化有关的著名谈话。1、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2、2020年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两次都有浙商代表参加，第二次座谈会上特别提出了企业家精神五个方面，第一，希望大家增强爱国情怀；第二、希望大家勇于创新；第三、希望大家诚信守法；第四、希望大家承担社会责任；第五、希望大家拓展国际视野。我觉得这些理论的阐述，阐明了什么是浙商文化，浙商文化与浙商发展，背后也说明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大逻辑。

二、浙商文化的历史渊源

我们讨论浙商文化的问题，《之江新语》那段论述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大家都会引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也有理解都不一样。一般认为，资本主义诞生在欧洲，是因为新教伦理的支撑。因为新教伦理的品质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读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20世纪、21世纪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新加坡、台湾、日本、韩国），证明不只是新教伦理也可以发展资本主义，换句话讲，把他的理论给证伪了。儒家或者东亚的文化，也可以助推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能够成功，这个逻辑在哪里呢？我觉得马克思·韦伯他所揭示的另外一个命题却是更加具有普遍的意义，他所说的意思，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必定内蕴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撑，缺少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我们不说这个文化力的内涵是什么，但所有经济快速增长，一定有特定的文化力支撑，这一点是一个普遍的逻辑。这也是我们讨论浙商文化的意义。

我下面简要的分析里面，只是想试图说明浙江确实有独特的文化，确实有独特的浙商文化的依据，也就是总书记所讲的历史渊源。

浙江具有重商的传统，从范蠡到王阳明，一直到现在的鲁冠球，等等，我们都有一个浙商的图画。浙商文化从历史渊上说，有许多浙商思想的先驱。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先驱所汇聚的浙商文化，支撑了浙商的动力之源，浙商的蓬勃发展和崛起。今天这里我只讲一个角度，这一种文化的形成，我们特别的强调一下：

1.宋室南迁与文化中心的南移（1138年）。宋室南迁以后，它对浙江这个地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为什么浙江非常倡导宋明文化的研究？在我看来，宋室南迁之后不但是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而是文化中心的南移。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文化场景，起源于北方的孔孟等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出现端倪的二程（程朱理学——程颢、程颐和朱熹）跟陆王心学（陆九渊、王阳明），和浙江以金华为代表的婺学传统，这个商脉是有原因的。这些一分为三的学术，在当时以临安为中心即现在以杭州为中心的这个场景里面交流、互动、碰撞，从而产生了新的变迁。其中最明显的是永嘉学派、金华婺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江的传承与发展。象山的心学以及以后产生的阳明心学，使得文化的变迁在这里完成了一种转型。宋明理学与阳明心学在江南的交融与新生，使中国传统儒学已经由齐鲁转向江南，并且由崇尚天道转向转推崇人道，由崇尚礼制转向推崇心性，由格物致知转向知行合一，由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并举。当然这个时间上，是有先后的，这些学说都在这里完成了。

2.浙学传统的形成。这个思想转型的结果是浙学传统的形成。宋代以后，他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域性的浙江文化的发展，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浙江的交融共生与新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浙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说随着宋室南迁，中国的主流文化在江浙这一带，以杭州为中心，完成了一个新的蝶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思想创新过程。在这个文化的成长过程中，浙学传统所代表的不单是一个地域性文化的生长，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转型。

浙学传统的形成，它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浙江的一种转型，意味着浙江学术思想的成就以浙学的形成为标志，浙东学派和以后的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原创性思想的高峰的形成是以浙学形成为标志。通过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慢慢完成了这样一个总的转型的过程。简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心，由北方转向了南方，这种思想结合了浙江新的特点。

3.浙地主体精神的觉醒。文化中心南迁通过浙地人的主体觉醒而实现，唤醒与选择过程之后，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原有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如王充代表的“实事疾妄”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情。叶适“崇义养利”的思想，以义养利，这个是具有冲击性的，孟子的思想里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谈商、不谈利的，这个完全是个变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黄宗羲“经世应务”思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对比传承的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及所说的大学的三要义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传承了儒家里面一些优秀的传统，但是又有一个新的转换，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4、江南人文气质的形成（与江南诗性审美相融合）。江南人杰地灵、山水秀美，自然资源是非常缺少的，但是山水很美、诗画江南。浙学的一些基本精神如“崇义养利”、“经世应务”、“工商皆本”、“知行合一”等等思想，跟浙地的山水结合在一起，一种美丽的，带有诗意的山水与人文景观，形成了浙地人的气质。精神也只有转化为人文气质以后，才可以转化为行动。独特的人文气质主要有三点：务实，内敛果敢；尚诚，以义养利；包容，创新融汇。这一些精神品质，表现在浙商身上，表现在浙江人身上。如果说就某个个体的人你很难去比较，但是以一个群体、一个区域来比，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浙地人的人文气质和精神气质。

所以，江南文化不但体现了理性之美，而且体现了事功精神。它体现了理性+诗意+精致的一个江南人的气质特征。所以，文化南迁+江浙本身的文化的融合+诗意的山水，使得我们浙江 这个地方，既有理性之美，又具有事功精神，且有主诗性意象。

举个例子，浙江工匠文化特别发达，尤其是雕塑（石雕、篆刻、木雕）很细致地，就完成了某种转折。原来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学而优则仕，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以做学问以当官为荣。在浙地，从政治愉悦、道德愉悦转向了技术愉悦、工艺愉悦。他可以在工艺里面、技术里面得到生活的愉快。所以就跟园林、跟西湖的意象之美，具有了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这种事功精神可以体现在艺术的审美里面，这是与江南文化融合后一个很有意味的特征。

简言之，宋室南迁造就了浙地精神主体觉醒，同时奠定了浙商文化的历史基因。王阳明的心物之论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理论建构中就已经内蕴了人的自我发现、自我证成的启蒙路径；而李贽而至黄宗羲等人更是反思封建主义与人的自我确立中开辟了中国近代的启蒙之路。这种自我发现、自我确证和反思启蒙之旅，皆是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线性的高妙注明。浙学自其发轫，便聚焦于心灵超越与生活务实、玄理体知与德性实行之间的紧密关联。由生活而源涌，又由生活而持存，浙学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浙江学术传统的形成、浙人人文气质的凸现，浙地精神的主体觉醒是随着宋室南迁而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逻辑展开，也由此奠定了浙商文化的历史基因。

三、浙商文化的未来向度

浙商文化创新与发展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接着讲”中“自己讲”“讲自己”。我们要以“以创新理论的勇气和深度实践的底气，回答时代之问，浙江之问和浙商之问”。

中国传统文化与浙学传统是浙商的魂和根，我们需要向中国古代圣贤学习，在学习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范蠡一直到王阳明，涵容于浙江思想的浙商文化，始终致力于框正商业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位。一方面，它并不认同主流儒学对商业价值的整体性贬低，而是谋求为商业与商人正名，实事求是地评估商业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反对唯利是图的商业，而是将之视为追求更高价值的有效途径。

1、回应时代之问。在现时代，我们浙商的文化应该有什么样的向度？当今之世，后人类思潮席卷全球，智能科技锐不可挡，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危机四起的、难以应对、难以预料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化”的时代，数字化、机器化、自动化，不一而足。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时代、数据时代、零工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总体性描述，相信在座的诸位都有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只有变化是不变的一个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愈发显现，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治理困境，以及疫情、地区冲突等等交集在一起，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愈发成为常态。在这个充满变局的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破冰启航。在这个背景下，浙商文化如何回应时代之变？就是回答一个世界的变与不变里面，浙商文化要回应这个时代之问，就要找到它的根，向前走。我们需要向中国的古代圣贤学习，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浙江的再生以后的浙学传统学习，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学习王阳明在变化的时势，在艰难的处境中所呈现的精神品格。我们在浙江，当然可以学习阳明文化。王阳明在诸种变化中如何处世的态度值得我们再学习。大家都知道王阳明有龙场悟道，其实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和冲突，困惑的程度跟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的变迁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阳明悟道悟的是什么道：“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而他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一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气，形而中则谓之心。道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去处事不变，那你怎么做呢？“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阳明心学是实践的哲学，这不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不只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问题。他是在理论中实践，实践中理论，一定在实践中、事上磨炼中才可以获得真谛。所以，浙商文化创新的原点，要回到实践哲学，回到心的修养，就是人自身的修养。做到“静亦定、动亦定”，在变与不变中可静可动，这考验的不是其他，而是本人，面对世纪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浙商文化的向度是“吾性自足、事上磨炼”。

我最近访问了企业家龙盛集团阮水龙。他年纪很大了，88岁，他也面临着变迁，但他说“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我觉得他有阳明的精神。

2、回应浙江之问。浙江最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发展格局中的维度是什么？一个是“重要窗口”，一个是“两个先行”。“重要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关键是制度创新。第二是“两个先行”，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先行，一是共同富裕先行。“重要窗口”“两个先行”是未来浙江发展的定位与使命。

浙商文化必将传承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融入共富、责任、活力、共享等理念，在中国特色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在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浙江重商传统源远流长，传统的浙学精神始终支撑着浙商群体，如“知行合一”“以义养利”、“经世济民”等价值精神，以及务实尚诚、内敛果敢、包容创新的人文气质，我们要继续弘扬。

回应浙江之问，要在中国乃至东亚发展的实践中，弘扬东方文化精神，总结提炼中国商道与东亚商道。要从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知行合一、经世济用、兼容并包这些已有的浙商传统文化中转化或者更加多的融入，共创共富、利他利民、创业创新、先富先行这样一些价值观。

稻盛和夫倡导敬天爱人的利他哲学，以伦理治理替代科学管理的经营实践的成功，提高信心、拓展经营的实践对于担当先行使命的浙商具有可借鉴之处。现在稻盛和夫的书在中国还是非常有听众。当然对稻盛和夫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稻盛和夫，具体分析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成功之道与模式建构；借鉴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转换；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学习与借鉴的同时，从中国传统本体论精神中获得滋养，在当代中国风云激荡的经营实践中获得新生，共同创设中国特色的经营哲学。这是学界同仁与企业间都应该承担起的双重责任。

所以，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双重先行发展的浙江，浙商文化必须有利他之心和共富之道。这个不是简单的把财富大家平均分配的问题，而是要讲究其中的道，这个道是“道可道非常道”。

3、回应浙商之问

浙商的发展处于转型期，浙商文化引领浙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浙商的未来依然需要浙商文化的引领。

一是重塑浙商精神，重振浙商雄风。

熊彼特：“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

二是浙商文化的代际的创新与传承。

浙商二代是站在浙商一代肩膀上崛起的浙商群体。他们大多受过系统科学教育，专业性较高、理论水平与创新意识更强、国际视野更加开阔。如正泰集团南君侠、个推方毅、盘石田宁，等等。浙商一代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至21 世纪初期的浙商群体，而浙商二代主要是指从最近十余年崛起的浙商群他们代表着商人群体的更迭，浙商一代与浙商二代在时序上是一先一后的关系。

解读浙商二代也有多个视角，至少有以下特点：一是“子承父业”的家族传承向度；二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企业现代化向度；三是作为创二代的创业向度。创新性、专业化与国际视野是这个群体的鲜明特点。阐释了浙商二代精神的基本内涵，即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博采众长的学习精神、任时敏行的变通精神、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等。

面对浙商的代际传承，浙商文化的向度是兼收并蓄、推陈出新。

我们既要学习从范蠡至于王阳明，涵融于浙江思想中的浙商文化，也要借鉴国外优秀的商业文化，如稻盛经营哲学等，在世界的变与不变中，坚守“吾性自足”与“事上磨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浙江“二个先行”的发展中，坚守“利他之心”与“共富之道”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在浙商的代际传承中，坚守兼收并蓄、创业创新，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浙商文化所内涵的伦理追求、价值导向是引领新时代浙商再创辉煌的精神力量。

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浙商文化引领浙商走向商业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