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我们浙商研究院立足学校百年商科的学科优势，统合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统计学、法学等学科，开展浙江新型政商关系的系列研究。

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重要课题，出版系列著作、论文，力图搭建以政商关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次，在咨政研究方面，我们围绕政商关系构建、完善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等提交咨政报告数十篇，多篇获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

再者，在应用研究方面，我们借助统计指数这一有力工具，推出浙江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将浙江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状况反映出来，旨在为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反映当地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情况以提高工作针对性的“体检表”，为企业家提供一张了解目标地政商关系水平以辅助投资决策的“参考地图”。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作为专业智库应向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思想产品，这是我们新时代学人的重要使命，也是我们浙商大人的所负担当，我们将继续把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打造为我们的研究品牌。

关于“数字化建设”

吴晶晶：浙江省的“十四五“规划重点之一是数字化建设， 您认为浙商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企业的数字化升级和产业链的数字化改造，实现企业做大做强？

陈寿灿：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浙商一直积极拥抱社会变革，无论是近现代的工业化，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化，浙商永立潮头。随着浙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深入实施，浙商依然选择积极主动拥抱数字化，强化数字赋能。

“十三五”规划期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2%，高出同期GDP增速6.7个百分点，对全省GDP增长贡献率达到34.9%。

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之年，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更是逆势上扬，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收入达到22312.9亿元，同比增长12.9%，高出规模以上工业10.9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2429.6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创2018年以来新高，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和全国电子行业增速高11.4和9.1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稳居全国第3位。

全省数字经济优势企业，即电子信息制造业30强企业和软件业20强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680.2亿元、利润总额1806亿元，占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5986家）的30%和61.1%。全省超千亿元企业1家，超200亿元企业13家，超百亿元企业25家。16家企业入选2020年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数量居全国第2位，新增数字经济领域境内外上市企业18家，总数达129家。

综合来说，浙江产业数字化指数位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些数字正是对浙商拥抱数字化、走向数字化并最终引领数字化的最好注解。

但浙商数字化转型的脚步并非止于此。过去的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国际产业链断裂风险等事件让浙商不断反思自己的成长发展经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浙商应当再一次展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心与决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肩负“全力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抢占数字经济竞争制高点，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建设‘重要窗口’增添澎湃动力”的新使命，积极应对数字产业链短板、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快等新挑战。

具体来说，浙商应当走出一条“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新路子。数字化升级，科技是关键。浙商首先要以技术为突破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尤其是浙江具有长期优势的制造业要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突破的尖兵，并以此为跳板，逐步占据产业链的关键的、核心的环节，摆脱过去传统制造业长期位于产业链中下游的地位。

同时，浙商还应该重视数据在数字化升级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建设产业数据库，将数据与技术相融合，以此为路径建设智能化、数据化的“未来工厂”。通过数据供应链，将“未来工厂”与产业平台、数字化产业园、数字经济特色基地相连接，并最终形成高能级产业大脑。

产业大脑一旦建立，那么它将是未来建设新的高能级载体、培育数字经济新的市场主体、壮大新一批数字产业的强大动力，同时产业大脑也将为企业进一步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可依托地生态系统。有产业大脑做后盾支撑，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浙商将更高质量地完成数字化转型，并实现新的飞跃。

关于“技术创新”

吴晶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去鼓励和支持浙江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

陈寿灿：我省持续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是关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浙江民营企业也一直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与不竭动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三十年里，浙江民营企业以实践证明了创新才是企业立足的根本，并将企业发展模式由“贸工技”向“技工贸”转变，成为了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

2020年，浙江百强民企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达到了697.31亿元，同比增长19.47%。百强民营企业中有27家参与PPP项目，本体及下属被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488个。

尽管浙江民营企业在创新与研发投入方面取得了骄人成果，但不得不说的是，作为科技创新佼佼者的华为，仅2020年的研发投入就高达1418.93亿元，几乎与浙江省全年的R&D经费投入1840亿元持平。与华为一家企业相比，浙江凭借全省之力才略占上风，更遑论全省最好的百强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因此，浙江民营企业应当意识到创新的紧迫性。就华为研投入超越浙江全省，并以此为思考，如何鼓励和支持浙江民营企业创新和研发投入，我院在2020年初就开展过研讨会，并邀请知名学者与多位民营企业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秉持的观点是：尽管我们一直强调要具有紧迫性，但绝不是让浙江的民营企业妄自菲薄。因为历史的经验一再向我们证明了浙商民营企业的韧性，无论是春秋时期的范蠡，还是明朝时期的沈万三，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鲁冠球，都一再展现出了浙商独有的“守志笃行,诚信为怀；开天辟地,有容乃大”的商道精神。正是这种融汇了浙学传统的文化精神，让浙江民营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最早意识到了技术的局限，并跳出市场优先的舒适圈，开启了以资本优先走向技术优先的创新道路。例如，吉利、万向、正泰等民营企业，正是利用了资本优势，率先以全球并购的方式获取技术资源，并进行学习和内化，终于成为了创新发展的龙头企业。

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了实现创新发展，民营企业应当继续发挥这种群体优势和企业家学习优势。

其一，扩展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并购后形成吸收——内化——自主研发的创新路径。

其二，龙头浙商企业起到标杆带动作用，让民营企业自觉自为地研发立企。

其三，充分发挥浙商企业家的学习优势。恪守“知行合一”的浙学传统，让民营企业家能够更快地从实践中学习。我们相信在华为、阿里巴巴等标杆的引导下，龙头性的头部民营企业能够快速实现从“市场优先”到“技术优先”的转型发展，并形成“市场优先”和“技术优先”的平衡发展。

此外，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创新，还应在宏观层面下功夫。

政府方面，继续落实《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鼓励民营企业主动参与科研创新，特别是对国家级创新项目的参与。税务、财政、金融等方面加大企业创新科研相关的减税降费力度，并为企业的创新科研拓宽融资渠道。

营商环境方面，继续推进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从企业的需求出发，优化企业服务，为企业创新营造自由、安全的外部环境。

关于“高质量发展”

吴晶晶：陈院长，您认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大背景下，浙商如何利用好”十四五“规划的重点要点，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陈寿灿：此前我院有多篇有关于“双循环”的系列研究成果获得省领导肯定性批示，也举办过一系列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已从多个角度多个切入点围绕“双循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方面是我们认识到新发展格局将会引领我国经济发生实质性变革，另一方面服务浙商是我院的研究宗旨之一，在和浙商企业家的接触中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他们在关注着“双循环”带来的影响。

我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源于中央对当前及长期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科学研判，是又一项重大的理论突破。显然浙江在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上具有“优先实践权”，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期有“两个优势、两个发展”的深刻阐述，浙江有“市场优势”“浙商优势”这两大优势，有“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出去融合发展浙江”这两大特色发展路径，其中的市场优势便是浙江国内国外、线上线下等市场领域的总体优势，已隐含了国内国际循环共通共荣的格局构架。

作为实践新发展格局的主角，“双循环”无疑提供给浙商一个有大作为的良好机遇，同时肯定也会有一些疑惑。

第一，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新发展格局中需求和供给、尤其是内需被置于同等高度的发展地位，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求侧在政策层面的受关注度前所未有的提高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有利于浙商解决转型升级难的问题。

而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平衡关系上，浙江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不但要体现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还要将内外贸彻底贯通，力图实现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无疑将为浙商拓展商业版图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哪些产业在新格局下最有发展前景？在新发展阶段，浙商拥抱新格局并参与构建新格局，重点是要运用市场化手段。首先，发展有提升畅通循环能力的产业，包括加强各种生产要素的循环和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其次，要着眼于国内消费旺盛的产业，充分发掘新格局塑造出的市场新需求，既要满足高端消费的需求，也要考虑到贴近民生的新型传统消费。最后，现代产业体系与新格局深度兼容，如规划中指出浙江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必然大有可为。

第三，融入“双循环”是否有体制机制保障？其一，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规划里提出了要通过优化投资方向、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等手段确保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资本要素供给。其二，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机制，特别是要提高双向投资水平。这其中浙商的作用得到了重视：既要迎回来，推动浙商回流；又要走出去，鼓励浙商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随着更多的激励与服务浙商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浙商一定能够在“双循环”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关于“浙商文化”

吴晶晶：在浙江”十四五“规划中专门提到了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擦亮“最美浙江人”品牌“，而浙商作为浙江人的优秀代表之一，如何做好浙商精神、浙商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浙商研究院在这方面有什么成果可以分享？

陈寿灿：无论对于当代浙江文化的研究者还是浙商研究者而言，我们都无法不去面对、去理解一个影响力大到无法回避的团体及其所造就的现实，这就是浙商的崛起和兴盛。浙商研究院有天然的责任和使命，去反思它的过去，关照它的现实，并设想它的未来。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明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支撑的真理性命题，即“任何型态的经济发展都必定内蕴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撑，缺少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型态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这一命题告诉我们，当代浙江经济发展必定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力支撑。我毫不怀疑，以阳明学为代表的浙学传统，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红船精神，植根于浙江文化的浙江精神、浙商精神及“最美浙江人”品牌等，既是一面分析和理解浙商过去的透镜，也是一座照亮浙商未来的灯塔。

浙商研究院正在着力推进的首要任务就是构建浙商的知识体系。为浙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知识支撑的便是知识体系，浙商研究只有成功构建出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形成自身独具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好浙商精神、浙商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的文章。

为此，浙商研究院在浙商形成与发展历史、浙学传统与浙商发展、浙商企业家群体、浙商的产业与组织特征、浙商走向世界等方面持续开展研究。已经及在近期将发布的主要成果有:

第一、编纂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多卷本《浙商通志》。这也是浙江省重大文化研究工程项目，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客观的浙商全记录，试图通过浙商“大数据”呈现一个准确清晰的天下浙商整体形象。

第二、出版《深描浙商文库》系列。持续开展浙商文化基础性研究，着重于史料收集与史实整理，从历史和全球视野深入挖掘，以口述、镜像、图文等多形式呈现，展示浙商的文化内涵和发展现实。

第三、发布政商关系“亲清指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因此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研究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我们将在过去两年发布浙江省11地市政商关系“亲清指数”的基础上，持续分布更大范围包含服务力、支持力、企业活跃度、亲近感知度、政府廉洁度、政府透明度及廉洁感知度等个方面的“亲清指数”。

第四、举办“中国商业伦理论坛”。凭籍浙江深厚的重商实践与商道传统，依托浙商鲜活的奋斗实践，联合国内外高层次研究机构与高端智库，以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等为主题，每年举办一次高层次论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

第五、出版《浙商镜像与史话》系列教材，共有浙商文化、浙商创业历程与路径、浙商公益慈善、新型政商关系等五本，通过数字化呈现与刻画，以新形态向大众普及与传播浙商文化与浙商精神，展示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先行省的浙商形象。

转自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城市问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