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上述三人的问询，由于身份地位处境不同，问询的内容有所不一，但都能有的放矢，将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一般意义上大家争议不大。而为什么汉文帝召见贾谊争议如此多呢？是汉文帝昏庸无能吗？是贾谊怀才不遇吗？历史告诉我们真相是相反的。

四、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这样描绘汉文帝与贾谊会晤的：

後岁馀，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

汉代还没有椅子，君臣谈话多是席地而坐。汉文帝刘恒在宣室召传三年前外放到长沙的贾谊，考察贾谊的才干与成熟情况，这是对贾谊的关心与重视。征询贾谊的政治见解，求教心中疑惑，是汉文帝虚心品德与好学精神的体现。

当天，刚刚收到祭祀福胙的孝文帝跟贾谊在宣室会面谈心。这次刘恒问的不是长沙当前老百姓生活的状况，而是鬼神的本原。贾谊借机详细讲述所知的鬼神之事，并对各种情形作了演示。两人讨论深入，皇帝完全被话题所吸引。

司马迁描写得形象生动，好像就在现场。夜渐渐深了，皇帝不停地向贾博士靠近，也不顾皇帝的尊严，越来越近，一半席子已空，已是促膝谈心。可以看出汉文帝对贾谊的器重，听得出神，谈得投机。

 “不问苍生问鬼神”， 汉文帝在这样的情形和场合问询鬼神之事，说明对这些事他曾深入思考，还有不少不明白之处需要问询。这表明汉文帝在政治上日臻成熟。

在古代社会，鬼神之事是社会大事。由于生活环境与人的认识影响，“天人感应”是无法回避的。当出现天灾，人们就会寻找人的因素，特别是皇帝有没有不恰当行为。有些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想到这是神的旨意。作为最高统治者，只有搞清楚“天”，也就是“鬼神”，才能适宜地制定“人”的政策，安抚天下苍生。所以从这个程度来分析，问鬼神也是关注民生。

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正是为了苍生的福祉。由于出生后不受重视，代王刘恒也没想到有一天被功臣集团选中做了皇帝。开始他小心翼翼行使权力，低调做事，体恤苍生。贾谊思想中有“天人感应”的成分，对鬼神之事所知甚多，能够一定程度解答汉文帝的疑惑。汉文帝初期也上过方士的当，由于有贾谊这样的才子对他的劝导，后来清醒过来，他杀了故弄玄虚的方士新垣平，这样方士就难以在朝廷惹事生非。

生命后期汉文帝对生死已经超然，认为没有什么长生不死之药。他认识到天下万物都会走向死亡，尽管悲哀，但死是天地最高真理。汉文帝的遗诏是这样的：“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独断专行，晚年沉迷于方士的骗术，追求长生不老，再加上没有贾谊这样的才子陪伴与劝谏，酿成“巫蛊之祸”。刘彻对鬼神之事没有“问明白”，他痴迷求仙问药，深信江充的胡诌，滥杀无辜，数万人的鲜血染红整个长安城，连太子刘据也被杀。幸亏当时担任廷尉右监丙吉的拼命抗旨，保护了狱中的汉武帝曾孙刘询(即汉宣帝)，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昭宣盛世”之说。

清代诗人袁枚写了一首诗与李商隐唱反调，诗云：

不问苍生问鬼神，

玉溪生笑汉文君；

请看宣室无才子，

巫蛊纷纷死万人。

重用贾谊是汉文帝一直的想法，尽管以前受到功臣集团的阻挠。这次征见，也可当面考察贾谊的才学，看他被贬长沙之后会不会一蹶不振或自暴自弃？汉文帝会见贾谊后感叹道：“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贾博士了，我自认为会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

召见后，汉文帝将贾谊从长沙王太傅调任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喜欢读书并有天赋，有人分析梁怀王刘揖是替补太子，可见汉文帝对贾大才子的重视。

汉文帝听取了贾谊不少政治见解，也采取了他的不少政治主张。如对于诸侯王潜在的威胁，贾谊建议一手抓礼制，维护天子的最高权威；一手定地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

汉文帝有自己的治国方略，尤其在政府治理方面与贾谊并不相同。贾谊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强调政府控制，是个市场干预派。而汉文帝奉行黄老哲学，与民休息，主张无为而治，是个市场派。文帝“偃武兴文”，轻徭役。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这样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富持续增加，开启“文景之治”的辉煌篇章。（可参见谢作诗《政府关心企业当找准着力点》，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178）

几点感慨

一个统帅关心的是国家的走向、指导思想的确立与重大政策的制定，重要大臣的任命与奖罚，还有礼仪事务与象征性工作。也就是说皇帝要做皇帝的事，国家事务的主管是丞相，不要争夺相权。以后的朱元璋权力欲暴棚，丞相职位都取消了，搞得国家治理混乱。

先秦与西汉的四个问询都与苍生有关，是古代政治家关心民生的生动反映，从大臣到皇帝心中都装有天下苍生。他们有良知与正气，不做作，不虚伪，为民执政，也不说自己是人民公仆这些漂亮话。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我们现在官员队伍总体是好的，他们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为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尽心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心中只有自己，当官就是为了自肥，弄虚作假，没有操守，造租寻租。

我们不少名校领导见到高级官员问的是要不要给您个教授与博士，或者高级官员到大学去，问能否给我弄个教授与博士的称号。

从1995年到2012年，17年间初中毕业的王立军在29个高校与研究机构获得兼职教授等头衔。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与天津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两人都是1954年出生，分别于十八岁与十六岁参加工作，文革后没有读过正规大学，却分别于2004年与2005年获得名校同济大学的管理学与工学博士。

从“不问苍生问鬼神”中， 人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